发展数字产业集群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产业日益成为引领和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并呈现出数据驱动、创新引领、开放协同、生态发展等特征。数字产业集群发展模式随之改变，在一定程度继承传统产业集群规模优势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数据、网络、平台等新要素，加快向数字化、平台化、生态化等新方向升级。当前，全球范围内已涌现出若干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特征和模式，部分领域具备世界引领优势的数字产业集群，其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数字产业集群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从事数字产品制造、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的企业主体及其相关机构等集聚而成的利益共同体。与传统产业集群相比，数字产业集群高度依赖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平台、信息网络开展经济活动，在数字技术引领、要素充分流通、基于平台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跨越物理边界的网络化生态化生产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根据集群核心驱动因素的不同，数字产业集群呈现出技术创新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平台聚合化等发展模式。

这类集群掌握着关键数字技术，建立了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同的机制和生态，促使掌握关键数字技术的院所、机构、初创企业等紧密协同，通过技术共同研发、升级和扩散形成集群核心竞争力。数字经济发展条件下，集群创新活动日益通过网络和平台实现广泛连接，加速数据化，实现在集群创新系统中的共享流通，大幅提升了集群创新效率，开源开放也日益成为集群创新的重要模式。同时，集群通过创新技术和创新成果的密集产生向新产品和新模式快速转化，不断孕育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从而在未来竞争中掌握发展主动权。

日本筑波科学城是日本政府为实现“技术立国”目标而建立的科学工业园区，通过政策统筹、资源集中、强化交流等方式，汇聚了全日本30%的科研机构、40%的科研人员、50%的政府科研投入，以“官学产”融合生态激发数字创新动能。其发展经验包括：一是实施立法保障，颁布国家级《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建设法》以支持科学城建设，提供税收减免、外资引进等优惠政策支持；二是集中调配资源，前期通过行政命令推动国立科研机构迁入科学城，后期设立“筑波研究学园都市研究机关联络协议会”，以研带研式推动更多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进入筑波；三是推动交流互促，成立“筑波研究支援中心”等公共服务机构，引进风险投资企业，建设筑波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筑波世界博览会，完善技术商业化、产业转化服务生态，加速创新效能释放。

这类集群以数字企业为核心，加大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领域持续投资，推动形成特定方向的数字产业链及相关配套能力，主导集群产业发展方向。“群主”企业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开放技术、数据、供应链、市场等资源，以数字平台和数字产品为核心构建优势互补、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由硬件企业吸引、带动软件企业集聚发展，通过软硬协同、平台建设等方式形成系统解决方案能力，逐步向价值链中高端位置不断提升。

美国硅谷是当前公认的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集群的标杆，集聚了上万家高科技企业，20%以上是电子信息公司，产品销售额年均超过4000亿美元，占全美销售额的40%；拥有20%的电子和软件企业全球百强，包括苹果、谷歌、英特尔、惠普、思科、甲骨文、IBM等。其发展经验包括：一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协同创新，比如构建由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为代表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组成的创新共同体，共同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二是充分发挥风险投资支持作用，培育和招引大量的现代风险投资公司，基于资本的联系整合非资本的技术、生产、渠道和营销等资源，建立面向科技创业的孵化和经营服务体系，提供低成本办公、管理、通信、生活等多种配套服务；三是强化企业创新与竞争发展，硅谷的产业迭代经历了从20世纪60年代的半导体技术，到20世纪70年代的计算机技术，到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技术，再到21世纪的创新服务发展，不同企业通过协同研发、创新扩散和产品迭代，相互关联、持续竞争、成长壮大，通过延伸式、链条式发展不断巩固对数字产业链高端环节的把控。

这类集群已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主导性传统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开展全要素、全链条数字化转型，搭建一体化数字平台，推广应用智能制造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实现集群在全要素生产率、规模效益、新价值增长等方面显著提升。集群主体数字化转型需求吸引数字化转型相关企业大量集聚，发展体系化的数字化转型技术、产品和服务，输出成熟的行业解决方案和应用场景，推动智能制造等融合性数字产业发展壮大。

德国鲁尔区形成于19世纪中叶，是典型的传统工业地域，被称为“德国工业的心脏”，进入2000年后，鲁尔各地区持续完善产业链结构，通过价值链的延伸、空间的整合不断提升产业优势，推动单一的重工业逐步向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其发展经验具体如下。一是加大新兴产业投入，重点支持极具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比如，鲁尔区所在地的北威州规定，给予信息技术等新兴领域的大型企业投资者28%、小型企业投资者18%的经济补贴。二是以基础设施建设“自下而上”推进主动转型，生产、交通、能源、居住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更新，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降低了新产业的发展成本。三是发挥龙头企业作用，众多中小企业紧跟行业龙头，在技术研发、产品配套、运维服务等方面形成联动，加快产业集群整体水平升级。

这类集群是数字经济时代独有的集群，是掌握关键数字技术的企业开放底层代码，共享订单、产能、渠道等资源，以模块化、虚拟化、社区化方式经营，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供应链、跨产业链等资源整合、统一调度和需求匹配，从而形成超大规模分工协作、价值共享、利益分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并在用户、资源、效益等方面产生集群的规模效应。

微软依托微软智能云的强大算力，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与合作伙伴共建“微软行业云”方案，在带动伙伴创新发展的同时，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其发展经验具体如下。一是纵深打造行业解决方案，以微软云为中心，系统打造标准化的云基础设施、行业应用云、合作伙伴解决方案，以及基于客户定制化需求共创方案等四层产品。其中，第三层是与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基于微软技术的行业云或标准云服务打造面向行业的系统解决方案。二是实施与服务商的联动策略拉动长尾增长。打通与平台总代理、独立软件开发商的合作通路，推动更适合中小企业市场的解决方案落地，联合合作伙伴实现规模化推广。三是打造伙伴云生态，推出微软云伙伴计划MCPP，所配套的伙伴体系、技术认证、业绩、客户都与云转型匹配，注重合作伙伴运营存量客户和培育新客户的双重能力，提升对于客户使用云产品的服务能力水平。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美国、欧盟、日本等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为抢占数字产业发展先机，打造数字经济竞争新优势，纷纷立足集群战略，通过政策引导、集群管理、要素共享、环境优化等方式，推动数字产业集群向更高阶段迈进。

运用政府“有形的手”加大对集群创新活动的支持，并随着企业发展壮大逐步完善市场机制和发展环境，进一步发挥市场“无形的手”的配置作用，强化产业与市场的互动，促进数字产业集群发展壮大。一方面，充分考虑数字产业在创新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大规模资金投入，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对集群及其企业的创新活动的支持。比如，美国通过《经济复兴税收法》，推行25%的研究开发税收减免，放宽《反托拉斯法》对企业间研发合作活动的限制；实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和“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向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财政援助。日本设立促进技术进步的国家项目，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科研、投资和产业化活动，减免企业科研和技术开发方面的税收。另一方面，推动集群企业创新成果加快转化、积极参与市场竞争，通过技术壁垒形成垄断竞争力。比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半导体行业协会共同创建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支持联盟内企业进行共性技术的合作研发，并支持相关技术用于支持企业新技术升级、新产品开发、新业务发展，使得少数企业能够凭借优势领先技术快速形成半导体的市场垄断。

采用产业集群观察站模式，运用数字化手段对集群发展的各类信息数据进行汇集、整合与分析研究，从而及时、精准地指导集群发展。比如，欧盟于2009年发起欧洲卓越集群倡议，确立了101个金标产业集群、114个银标产业集群和1079个铜标产业集群，开展差异化管理。同时，欧盟设立集群观察站项目，开展集群地图绘制，发布政策信息和集群需求，并从关键使能技术、数字化、服务创新、生态效率等方面对集群发展进行综合评价，为欧洲各国发展集群提供决策支持；集群观察站项目每两年发布报告，其中，《欧洲集群和产业变革全景》报告总结了欧洲产业集群发展进展，《欧洲产业集群趋势》报告分析了欧洲产业集群跨区域发展情况，及全球化趋势下欧洲产业集群未来发展的机遇等。此外，欧盟还搭建了产业集群国际合作平台，促进各产业集群在平台上展示与交流，推动产业集群的跨国合作和跨部门合作，不断提升欧盟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目前，该产业集群国际合作平台已经注册了950多个产业集群组织，开展了多国间集群、企业，及项目的对接交流活动，推动建立产业集群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鼓励产业集群组织在新兴技术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推动数字产业集群加快数字化平台建设，汇聚整合集群技术、企业、供应链、市场等各类信息数据，面向平台上的各类集群主体提供基于云计算的创新资源共享、资源按需配置、流程智能管控、协同生产制造等服务，提升集群网络协同效率。比如，日本推动建立了集群区域内和跨区域的资源信息共享基础设施，并对各类科技中介组织开展监督指导。如，分别隶属于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的中小企业事业团（JASMEC）和日本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JST），前者重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支持面向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和技术转移活动，组织企业界的交流活动；后者则建立了“产学研合作支持数据库”，为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产学研合作的各种信息，致力于推动大学和研究所的成果产业化。韩国采取微集群的管理和发展方式，推动建立集群内部和集群间的企业、技术、人才数据库，运用大数据手段，打通微集群内的企业和科研机构间信息和人才通道，促进了微集群内部、微集群间、产业集群内部和产业集群间的有效合作。

正如前文所说，数字产业具有数据驱动、创新引领、开放协同、生态发展等突出特征，使得数字产业集群在发展模式、集聚路径、治理手段、制度设计等方面与传统集群相比有着鲜明的不同。应当深入研究数字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律和机制，分析数字产业集群的培育路径和发展模式，明确影响集群发展的关键要素，统筹开展多层次的数字产业集群分类建设。运营数字化手段加强数字产业集群管理，跟踪评价集群发展情况，针对问题开展精准指导和决策。

数字产业集群高度依赖数字技术创新活动，掌握关键数字技术与否决定了数字产业集群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程度。考虑到数字技术创新投入高、迭代快、风险高，应当发挥政府引导和规划作用，加大集群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活动投入，支持创新要素线上线下汇聚和整合，提升创新活动效率。同时，高度重视创新全链条畅通，建立应用方参与创新决策到应用实施全过程的机制，推动关键技术加快在企业产品和业务创新中的应用，促进创新后市场有效运营和持续商业化。

数字产业集群根据核心驱动因素不同而形成了不同发展模式，并在数据价值化、平台聚合化等方面正在孕育新的发展方向，在创新激发、数字转型、集群治理、制度设计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需求。一方面，推动地理集聚的数字企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探索基于平台的集群资源共享和能力开放，通过供需对接、云端协同、边缘执行，探索建立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生态。另一方面，依托“东数西算”数据中心建设，发挥数字平台企业“链主”企业作用，强化关键技术开源创新、软硬件产业一体化布局、数据要素流通共享、网络化协同生产等方面的发展布局，探索新兴数字产业集群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