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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视角5 || 王 烽:乡村学校的时代定位与振兴之路

王 烽 中小学管理杂志社
2024-09-02

导读

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乡村学校建设与发展需要放到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教育现代化三个坐标中去观察和理解。


全文共4703字,阅读大约需要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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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国政府统计部门的口径,乡村学校是在城市、县镇以外,坐落在行政村或自然村的学校。我国乡村学校中,既有位于自然条件恶劣的边远地区的农村学校,又有位于半城镇化地区的城郊学校,发展环境和发展水平差别巨大。城乡二元结构和发展差距决定了城强乡弱的教育发展格局,而城镇化大潮的冲击更使得乡村学校生源不断流失、逐步边缘化。在国家现代化踏上新征程的关键阶段,乡村学校建设得如何,不仅考验着政策的温度,也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能否功成。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乡村学校的价值使命、能否将乡村学校建设作为教育走向未来的一个突破路径,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且具有启发意义的课题,以下是笔者的几点思考。





乡村学校发展的时代坐标


乡村是我国现代教育的重要策源地,也是西方教育思想中国化的试验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运动,都从他们信奉的社会理想和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期望出发,把乡村学校建设与乡村文化、乡村生活、乡村社会的改造结合起来。如今,时间过去了将近100年,乡村振兴被提升到国家现代化建设战略重点的高度,乡村教育振兴已经不只是民间理想主义者的奋斗,而成为举国体制下的国家行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把乡村学校放到以下三个坐标中观察。


第一个坐标:新型城镇化。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40%。有研究资料表明,人口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是快速发展阶段,可以预见,今后五年我国城镇化仍将快速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十四五”时期将加快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而且更加重视将县城作为城镇化的重要载体。这意味着,劳动力转移人口子女进入城市特别是县城接受教育的渠道将更加通畅,乡村学校学生数量减少的速度至少不会有明显降低,乡村小规模学校数量和在校生人数仍将继续快速下降,学校“微型化”趋势更加凸显。这种局面的形成,农村学生随父母流向城市是主因,乡村学校教育质量相对不高也是重要诱因。在这一进程中,学校需要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才谈得上发展,而办学质量和吸引力提升也是乡村学校获得新发展空间的契机。


第二个坐标: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部署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我国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关键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实际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乡村冲突演进,深刻影响着乡村发展的思路和进程。乡村学校建设与发展,需要放到乡村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和历史进程中去理解。在乡村振兴中,乡村小学的主要功能是提升农村居民文化素养,促进农村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满足农村群众对子女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助力农村和农民现代化。因此,乡村教育不是偏安一隅把学生培养成远离社会尘嚣的出世者,而是为把农民子弟培养成为现代社会的建设者和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打好基础;乡村学校的文化传承作用也不是借助传统文化特色复古旧观念和旧秩序,而是将传统文化改造成现代社会公民的精神食粮,推动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也是我国乡村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第三个坐标: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先导,党的二十大确定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将教育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现代化的短板和难点在乡村教育和乡村学校,乡村学校关系到5000多万农民子弟的成长发展,教育现代化必须解决乡村学校的衰落问题。按照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尽管乡村学校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管理水平等方面有了较大提升,但与城市学校差距仍然明显,乡村学校发展需要更合理的规划、更精准的投入、更高水平的校长教师队伍。与此同时,在广大农村也涌现出不少“小而精”“小而美”的学校,受到学生和村民的欢迎。他们的经验表明,在一定办学条件底线之上,学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校长教师的理念和情怀、正确的学校发展思路,以及当地政府和村民的支持和参与。这些学校的实践还证明,情怀可以让学校温暖起来,教师的用心可以让粗糙的教学素材精致起来,学生成长不只需要高大上的“食材”,“粗茶淡饭”也可以做得有滋有味,乡村学校不必一味同城市和县镇学校比条件、比成绩。这种返璞归真,对未来学校发展也颇具启示意义。





乡村学校“突围”的创新价值


当前,乡村学校发展仍然面临生源减少、师资力量薄弱、优质教育资源和办学条件不足、课程质量和管理水平相对不高等困难,想要办好着实不易。同时,信息技术的应用、教育观念的转变以及国家对基础教育改革的新部署新要求,也使得乡村学校拥有了一些比较优势,培育和利用这些优势,不仅能帮助乡村学校走出困境,也能为教育模式创新提供理想的试验平台。


一是探索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新模式。乡村学校由于优质课程资源开发能力不足、交通不便,因而对数字化课程大规模应用提出了迫切需求。国家层面大规模的教育信息化应用,就是从乡村学校开始的。本世纪初国家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以教学光盘播放点、卫星教学接收点、计算机教室建设的方式将优质教育资源传输到农村。随着计算机网络实现校校通、班班通,越来越多的乡村学校借助互联网实现了与城市学校实施共享课程,乡村教师则通过教育资源平台获得了优质课程资料。这种课程共享对课堂组织管理、教师角色转变都提出了迫切要求,基础教育“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被提上日程,可以说,这对于探索广泛应用于城乡学校的线上线下结合教学模式,是非常有价值的突破。同样可以预见,对未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乡村学校的需求最为迫切、使用效益最高,也能提供最好的应用场景。


二是开发劳动实践教育课程。劳动教育是情感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和生活技能教育,能够培育孩子对劳动、劳动者和劳动成果的尊重和热爱之情,培养他们吃苦耐劳、不怕挫折的精神以及适应现代农村和城市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乡村学校更接近自然、靠近生活,拥有丰富的劳动教育和实践教育素材。比起城市学校,乡村学校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较小,教育竞争没那么激烈,开展劳动实践教育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宽裕的时间。如果有相对充足的投入和专业引领,那么乡村学校完全可以开发出高质量的实践课程,并以较低的土地和设施成本,建成与县镇和城市学校共享的劳动教育和实践教育基地。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在这方面先行一步,但总体上乡村教育资源还有很大的开发利用空间。


三是探索新的学校和班级管理模式。乡村学校是探索总结小规模学校管理、小班化教学、全科教师使用管理等经验和模式的天然场所。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呈现断崖式下滑,从2017年到2022年,全国新出生人口从1723万下降到956万。这意味着,如果不考虑人口流动因素,假设目前我国城市和县镇小学平均班额为45人,那么到2028年小学一年级平均班额会骤降到25人,以后逐渐覆盖各个年级。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城镇化和人口增长进入稳定期后,学校规模在几百人甚至不足百人、班额不足30人将是普遍现象。我国虽然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期,但10年之内城镇化率将有望超过70%,从而进入稳定期,城市和县镇生源数量都显著减少将是大势所趋。小规模学校、小班额和全科教师将不再是教育发展落后的标志和无奈之举,而成为教学和学校管理变革的趋势。处于困境的乡村学校,恰恰为培育这些模式提供了先行探索的机遇。能否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需要教育管理者的战略眼光和魄力。


四是探索学校与社区融合发展机制。在促进共同的公共利益、推动共建共享的理念下,学校与社会、社区融合共生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实现学校与社区共建,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乡村环境相对封闭,人与人的关系比较熟悉,农业劳动者、留守老人时间相对自由,家校合作、村校合作具有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乡村学校规模小,相对容易在内部建立起熟悉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氛围为学校与农村社区紧密合作提供了基础。不管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以家校合作为纽带实现村校融合发展的案例。这样不仅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而且实现了改造农村社会的目的,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途径。





乡村学校振兴的政策重点


不管城镇化进程如何发展,数量众多的乡村学校都将在我国长期存在,它们关系到乡村孩子的未来,也是乡村文脉延续、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事实证明,乡村学校办得好,对生源回流发挥了显著作用,让不少凋敝的乡村重新变得生机勃勃。振兴乡村学校,国家宏观政策支持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地方政府倡导和支持下,打造共同的愿景,建立以学校为主体、乡村社区和全社会参与的平台。总的来讲,建立和完善以下几个机制非常关键。


一是乡村学校建设基本标准和质量评价机制。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并不适合与城市和县镇学校全部统一口径,例如生师比、生均用地面积、生均运动场面积、生均公用经费额等等,部分音体美教师“走教”、校车和通勤班车配备等也非现有口径所能覆盖。国家亟须研制乡村学校办学条件评估和办学成本核算方案,指导县级政府以学校为单位进行评估和核算,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以县为主、省级统筹的管理和支出责任。另外,为保证乡村学校学科教学基本质量,应支持以县域为单位建立义务教育基本质量监测机制。


二是资源统筹开发和项目建设机制。在劳动教育和实践教育重要性凸显的背景下,县级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对本县校外教育资源开发进行统筹规划,重视向有条件的乡村布点,支持乡村学校参与建设,带动城乡教育融合发展。乡村学校振兴应列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纳入规划,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以立项支持的方式,调动乡村学校校长和教师积极性,建设“小而美”学校,探索新的课程教学、学校管理和家校社共育模式。


三是以中心学校为依托的管理机制。长期以来,乡镇中心学校作为一种管理平台,承担着乡村小规模学校教育资源调配、教师管理、经费管理等责任,类似于城市中的紧密型教育集团或学区。它们也与集团校和学区面临同样的困境,如权责不匹配、管理负担重、乡村学校自主权不够等。未来应进一步强化乡镇中心校在乡村小规模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成立片区学校管理委员会,明确权责边界、建立激励机制,吸收各校校长和社区、家长代表参与管理,完善民主决策机制。


四是支持专业力量参与的机制。从各地的实践看,不少来自高校和社会组织的专业力量,能为乡村学校建设带来新的理念、灵感和方法。扎根乡村的专业组织及志愿者,往往更有韧劲和方法把工作做到实处。大批企业家也具有支持乡村教育的意愿。依托基金会等公益组织,或以政府支持的项目、基金等机制把这些力量整合起来,有望为振兴乡村学校提供巨大助力。



(本文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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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贵丨乡村小规模学校在地化教育思考与实践

杨朝晖丨建设“融合型学校”:乡村教育未来发展新形态



文章来源:

《中小学管理》2023年第2期 · 烽视角

文章编辑:谢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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