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持 人 按 语：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全面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确立了我国未来发展的中心任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社会学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成长起来的，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如何站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新高度，对迈向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式现代化作自主的学理性阐释和学术性表达，是中国社会学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有鉴于此，《社会》编辑部及时组织专家学者召开“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圆桌会议，与会学者围绕如何建构自主的中国社会学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相关核心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发表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现在，我们将这次研讨的成果以笔谈形式集结发表。（李友梅）“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笔谈
范式革命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原文刊于《社会》2022年第6期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迫切需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2022）。尤其是对“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发展阶段，更加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全面加以把握”（习近平，2022）。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对中国社会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那么，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根本方向和发展路径是什么？中国社会学必须准确把握知识生产的本质属性和社会逻辑，科学回答上述问题，推动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知识创新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和科学境界。本文认为，知识的生产不是一个单纯的逻辑思维过程，与任何生产一样，它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因此必然存在科学与政治的张力。基于这一逻辑，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关键是直面科学与政治的张力，敢于打破社会学知识生产中的国际分工、分层以及因此而来的知识霸权，着力推动范式革命。本文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梳理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种种争议，以厘清中国社会学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依据、关键问题和前进方向；第二部分揭示知识生产的社会逻辑及其中必然发生的分工、分层和权力不平等，指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直面西方社会学范式中蕴含的知识霸权，发挥历史主动精神，自觉推动范式革命；第三部分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学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路径，即正确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张力，从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实问题入手合理设置研究议程，通过知识创新令人信服地推进范式革命。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科本土化议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尽管从学科传入之初就有本土化的倡议和运动，但关于本土化是否必要和可能却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近年来，一方面，对本土化的呼唤越来越急迫（郑杭生、王万俊，2000；周晓虹，2017，2020；翟学伟，2018）；另一方面，质疑本土化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赵旭东，2001；姚传明，2011；陈映芳，2015；谢宇，2018），甚至有学者认为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谢宇，2018）。因此，在讨论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理据和意义，否则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张就没有立足点。什么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具体讲法很多，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或向度：一个是学术的，一个是实践的（周晓虹。2020）。从学术方面来说就是要“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从实践方面来说则是要“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费孝通，1997）。概言之，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根本目的，一是认识中国社会，二是服务中国社会。尽管不同学者、不同时期的表述或有不同，但从这两个方面或向度来理解本土化，却是中国社会学自始以来的“连贯性回应”（周晓虹，2020），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始终秉承的基本精神和宗旨。最近二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学家相继提出了中国社会学要增强“文化自觉” “理论自觉”“实践自觉”的主张（费孝通，1997；郑杭生，2009；洪大用，2021）。近几年，按照中央要求，中国社会学界又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以及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等命题。这些主张和命题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就基本精神和宗旨而言，始终紧紧围绕认识中国社会和服务中国社会这两个基本方面。不过，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其间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无论是对认识中国社会即学术方面的要求，还是对服务中国社会即实践方面的要求，都越来越高、越来越急迫、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系统。其次，国家的介入越来越深，包括导向更加鲜明，措施更加有力，使一个原先即便在学界内部也不那么显眼的学科本土化议题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政治议程。上述两大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之一是，学术与政治的张力越来越大，学界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如火如荼的同时，相关争论也日益激烈。尤其是当前学术与政治之间张力的不断增大和显化，更为争论提供了新的动力。综观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种种争论（王宁，2017），不管对本土化持何种立场，基于关注焦点的不同总体上可归纳为两种视角：一种是科学视角，基本兴趣是知识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另一种是政治视角，核心关切是知识的阶级性和本土性。如图1所示，基于视角的分化，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可以概括为四种基本观点。
在科学视角方面，赞成者认为，之所以强调本土化，是因为中国具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和文化，而舶自西方的社会学知识无论研究的对象、视野还是方法都难以周延地覆盖中国本土情境，在科学上存在所谓“跨情境效度”问题（王宁，2017）。反对者则认为，科学是追求普遍性的，中国的国情和文化再怎么特殊，也只是总体变异中的一个片断，完全可以通过模型的扩展予以包纳而不必强调本土化，强调本土化就是强调特殊性，会损害知识的普适性（谢宇，2018）。从政治视角出发，赞成者认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面临一个怎样打破西方霸权的问题，为此，中国社会学必须有意识地破除视西方为中心和正宗的“边陲思维”（郑杭生，2000，2011），坚持走本土化道路、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以维护中华民族应有的尊严、话语权和发展空间。反对者则认为，这样一种观点是基于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而建构出来的“虚假问题”（赵旭东，2001；陈映芳，2015），在政治上似乎过敏，有陷入夜郎自大的“东方主义”的危险（赵敦华，2007）。不过，四种基本观点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其中，争论最多的还是“科学问题”，即知识的本土化与普遍性的关系，大量研究致力于从不同角度讨论本土化到底会增进还是损害科学的普遍性，而对“政治问题”则着墨不多。之所以如此，原因各有不同：有人觉得政治太敏感而刻意回避，有人认为政治不值一驳而不屑为之，有人则倾向于把政治问题的讨论隐含在对科学问题的讨论之中。当然，也有人对政治问题完全没有认识和感觉。值得玩味的是，反观1949年以前，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主张也很热烈，并且几乎所有论述都是从民族自强的政治立场出发，而绝少讨论科学真理和普遍性问题，反对的声音却基本没有。不管怎样，上述历史和现状已然透露了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巨大张力，并且这种张力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因此这是在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必须面对而且应当尽早面对的问题。
当前，在种种争论中，支持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观点无疑占据上风。然而，无论科学还是政治都需要辨析，越是貌似一边倒的时刻越需要倾听质疑的声音。在诸多质疑本土化的观点中，当以谢宇2018年发表的《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立场最为鲜明、论述最为精要，不妨作为讨论的样本。在该文中，谢宇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主张概括为三个方面：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他认为，无论哪一种本土化在科学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因而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首先，就“议题本土化”即研究选题或议程设置问题，谢宇认为，中国社会学“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议题的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缺乏判断议题学术价值的长远意识”，因此“不必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缚研究选题，更不必去争论这些议题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而应关注议题本身在中国长远而非眼前的学术价值和潜力”（谢宇。2018）。其次，就“应用本土化”即社会学知识怎样应用于中国社会情境的问题，谢宇认为，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本来就必须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但这是普适性的、最基本的学术要求，与本土化追求无关。至于那些“粗暴地套用西方社会学知识而无视中国情境的中国研究”，则纯粹是因为研究者学术水平太低而不是“美国或西方社会学的‘入侵’”。反过来，“打着本土化大旗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未必能诞生有原创力的学术成果”（谢宇。2018）。第三，就“范式本土化”即思维模式和认知方法问题，谢宇承认中国确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但他认为，无论这些历史和文化怎样独特，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最终都必须服从讲求证据的社会科学范式，“而不能因为是中国人、对中国有更多的感同身受，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或提出的观点和理论不需要证据的支持和检验”。因此，对实证和定量研究的排斥是没有必要的。此外，认定美国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就是量化或标准化的观察是错误的，以此为标靶而大反美国的学术霸权是不成立的（谢宇。2018）。
谢宇显然是科学取向的坚定倡导者。然而，即使单纯从科学角度来看，谢宇的观点也存在严重偏颇。首先，关于“议题本土化”问题，应该说，谢宇的部分判断是正确的，但最终判断却是错误的。如上所述，本土化的核心诉求之一是强调选题对于中国的价值——不管是长远的还是眼前的，争论“议题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亦是因此而起。不过，确如谢宇所言，一些争论由于缺乏足够高的学术判断力而变成了“美国”还是“中国”的无谓之争，但这并不是追求本土化造成的，恰恰是因为本土化不足，以致对中国真正的需求缺乏准确把握而造成的，因此并不构成否定“议题本土化”的理由，反倒是加强“议题本土化”的理由。显然，只有树立明确的本土化意识，对中国的认识才能坚定地迈出第一步；只有坚定地迈出第一步而不管这第一步是多么鄙陋和可笑，对中国的认识才能不断地迭代和加深，最后形成真正的、切实的学术判断力。说到底，学术判断力并不是某个高高在上的权威从外部赋予的，而是靠众多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共同探索和点滴积累而形成的。其次，关于“应用本土化”，谢宇也只说对了一部分。的确，一个足够好的研究应该充分考虑各种具体社会情境，具有足够强的“跨情境效度”。然而，即使单纯从科学上说，要求所有理论都结合和覆盖所有情境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比如，牛顿的物理学主要是关于宏观世界的解释，对微观世界则不适用，但这并不能否定牛顿物理学的意义；它同样是科学，同样是理论。同样的，一个理论哪怕只能应用于中国而不适用于美国，也不能否认它的价值。反过来，要求美国的社会学理论能够很好地结合中国社会情境也是不现实的，中国社会学唯一能做的还是大力推进本土化，集中精力优先发展能够很好地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社会学理论。当然，如果能够同时应用于美国或其他社会则更佳。第三，关于“范式本土化”，谢宇的批评也令人费解。一是自认为“理所当然”而不讲证据的社会学者即使有，也不可能是主流，更不能归咎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主张；二是定量与定性、实证与人文之争在社会学中由来已久，这些争论或许会被主张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观点所借用，但本质上不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主张的产物。至于对美国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即使存在误解，也无伤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在根本上的合理性。不过，与上述具体观点中的偏颇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观点背后流露出的一种具有根本性和总体性的科学主义倾向，即科学必须追求真理和普遍性，而主张本土化则会损害研究视野和格局，妨碍对真理和普遍性的追求。事实上，这也是质疑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诸多观点普遍采用的立论思路，谢宇只不过进行了更加集中和精细的阐述。这种理念因其价值上的正义性而特别容易引起共鸣和流传，在与所谓“政治问题”的交锋过程中常常自带流量，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
然而，这种理念虽然用心高尚，但对科学的认识却是浪漫的、片面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把科学发展看作一个抽象的逻辑思维过程而不是一个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故而纯粹从生产力方面去考察，忽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张力，特别是对生产关系中必然发生的科学研究者之间的分工、分层以及因此而来的权力不平等视而不见，甚至有意忽略。这样一种陷阱，即使那些支持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观点也常常入其彀中，只在所谓“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来回兜圈子，却甚少揭示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张力（庞树奇，1988；郑杭生，2000；刘平，2006；吴重庆，2002；刘文斌、王雅林，2017）。如果不对这个问题进行透彻的阐述，就不能从根本上破除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种种误解、质疑和偏差，当前着力推进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学理上，进而在政治上就没有合法性。
图1清晰地展示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中科学与政治的张力，即中国社会学应当怎样理解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做出合理的选择。上文已经指出，不管基于什么原因，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而且必须尽早面对的。然而，中国社会学对该问题长期疏于讨论。究其原因，在于争论双方往往各执一端，分别认为“科学”或“政治”的正当性是不证自明的，都不屑于深入对方的观点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交锋。尤其是坚持科学视角的学者，有一种天然的超脱政治的优越感。事实上，科学与政治绝非某些论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完全一致或截然两分的，而是存在一种微妙的、既互斥又相依的辩证关系。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张力，是全面把握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动因、意义、目标和路径的关键，完全以政治掩盖科学或者以科学掩盖政治，都难以获得正解。与任何生产一样，知识的生产也是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科学与政治的张力就是这个矛盾运动过程的必然产物。从生产力方面来说，知识的生产表现为新的思想、概念、命题、定理或方法不断涌现，以及理论的解释、预测、规划或指导能力不断提高。该过程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科学过程”。然而，任何知识都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总是处在特定的社会分工和分层之中，这些分工和分层构成知识生产过程中必然遭遇的生产关系。且不说分层，即便是分工也蕴含着某种权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生产必然是一个“政治过程”。当然，这里的“政治”既可能是国家政治或国际政治，也可能是阶级政治、族群政治或人际政治，不管哪种形式，总之知识生产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完全依附于政治或完全是政治的派生物。如果是这样，只需讨论政治即可，而不必讨论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但问题在于，即使是作为政治之顶级形态的国家政治，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暴力，而必须依靠科学以保持起码的效率和依靠理论上的说服力以保持起码的政治认同和合法性（韦伯，2004：19-20）。这些都离不开知识的生产，科学因此获得了相对于政治的某种独立性。同样的，这也不表示政治就完全是科学的派生物，因为政治的维持并不完全依靠科学，有时甚至必须打压科学。历史上此类案例俯拾皆是，此处不赘述。总而言之，基于社会的分工和分层，政治与科学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并拥有两群不同的从业者，由此导致彼此既要相互成就又始终存在龃龉，既不能完全分离又无法完全耦合。这就是科学与政治的张力所在，也是调整二者关系的难点所在。这同时表明，对知识的生产而言，科学与政治的张力是内生的，而不是任何人从外部强加的，因此必须直面而不能躲闪。所谓“政治问题”本身就是科学问题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研究科学中的政治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趋炎附势，只是秉持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
理解了知识生产的社会逻辑，就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主张。纵观大量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质疑，都是基于科学主义的立场而不考虑科学与政治的张力。然而，科学与政治之间存在张力、科学之中有政治，你见或者不见，它都在那里。知识的生产固然离不开“仰望星空”的思虑，但“仰望星空”的人却无法脱离现实。现实中的科学家总是隶属于特定的民族和国家，因此而来的生活体验、价值取向、发展需求和条件约束必然影响他们关于研究议程的设置、研究取向的确定和研究范式的构造，因而一定会体现民族和国家的特色。长期以来，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基本是以民族和国家为范围，“社会”沿着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而分化的特征非常突出。即使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当代，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仍然显著存在。对社会学研究来说，这意味着，一方面，研究的客体是存在民族和国家差异的，或者用社会统计学术语来说，“组间差异”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另一方面，研究的主体即科学家也必然因所处民族和国家的不同而产生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研究条件、外部期望等方面的差异，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两方面差异的叠加和强化，使科学研究的方式和成果一定会浸染某种民族和国家特色。不只是社会科学研究，即便是自然科学，比如数学，在西方和中国就公认有不同的传统和特色（李约瑟，2018）。更何况，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具有更强的反思性、反身性和自为性，即更多的是一个反思社会实践得失，以避免恶劣的反身性后果进而增进社会福祉的过程，故而比自然科学更容易体现研究者的主体特征，沾染民族和国家特色更是在所难免。也就是说，必须关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显著差异：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在研究的兴趣、思维、目标和路线等方面可能存在民族和国家的差异，而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则是跨越民族和国家的，不存在差异；但在社会科学中，不仅研究者因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而存在差异的可能性更高，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也因民族和国家而存在显著差异。这里的民族和国家就是“本土”之一种，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主张最为关心的“本土”。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因“本土”不同而发生分化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涂尔干，2020：25-36），因此，即使从纯粹科学的角度，也必须承认本土化的积极意义。如果套用实证主义的思维，本土化至少有利于形成更加贴切的统计分组，可以更好地比较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谢宇，2018）。
然而，把中国作为一个分组纳入统计模型，并不是中国社会学所追求的本土化的全部，有时甚至与这一追求相悖。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真正追求的是，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最终打破西方社会学所形成的话语霸权。于是问题就来了：西方社会学何以与话语霸权有关系？是不是有些人为了政治斗争而故意贴的标签？确实，在一些人看来，西方社会学只是一种知识而已，你可以说它有错误，但不能说它是霸权；即使有错误，也完全可以通过模型的改进加以修正，没有必要扯到本土化的高度。这正是科学主义者通常采取的立场，也是他们认为本土化主张属于政治反应过度的理由所在。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不可否认，“霸权”常常被用作政治标签，但是也要看到，科学的发展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而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涉及权力的某种争夺。正如科学史学家库恩所发现的，任何科学知识都是科学家群体分进合击、共同创造的结果，而科学家们作为一个共同体，在知识创造过程中总是遵循特定的范式。所谓范式，就是科学家们对于研究对象所持的某种共同信念。尽管范式只是一种未经严格证明的“信念”，且常常隐而不显，但它却深刻地影响着科学家关于研究方向、议程和理论思路的选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引用大量自然科学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科学家也是人，生活在具体的时代、民族和国家，处于特定的分工和分层体系之中。范式既然只是科学共同体秉持的一种信念，那么，即使科学家有志做一个超然的普世主义者，也不可能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具有某种局限。这就体现了生产关系对科学作为生产力的约束。更危险的是，基于某种范式而产生的知识体系明明存在局限，却被认为是普遍的，然后以科学的名义强加于人。从科学史上看，无论科学家对普遍真理的追求多么真诚，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霸权行为。因此，科学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伴随着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库恩指出，科学的发展是以范式迭代的方式推进的。范式作为一种共同接受的观念，一方面可以使研究活动更容易交流、更容易组织，从而更有效率，但另一方面也会固化为缺乏反思和挑战的思维定势，限制研究者的视野和想象（库恩，2022：58-71）。在科学发展的常规时期，大家都在某种范式的主导下做一些零敲碎打的改进工作；到科学发展的革命时期，则必须突破主流范式，实现“范式革命”，亦即“旧范式被一个与之完全不相容的新范式完全取代或部分取代”（库恩，2022：146）。
所谓范式革命，除了认知模式的革命，反霸权斗争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是因为一种范式上维系着特定科学家群体的情感、尊严、声望、荣誉、权威和社会地位，而且因为即使作为一种认知模式，范式在客观上也会构成霸权，即事实已经证明该认知模式是一种偏见，但创立者及其拥护者却坚持认为是真理，不肯放弃，并且对新兴的范式进行打压。范式作为一种偏见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致库恩不无感慨地说，除非某个科学家共同体死绝，否则特定的范式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库恩，2022：159-234）。自然科学尚且不能摆脱范式的影响，社会科学就更是如此。由是观之，西方社会学尽管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极具普遍性的科学，背后其实同样隐含着西方的一套信念。这套信念作为范式，不管创立者和追随者是否蓄意为之，客观上都可能形成一种相对于中国的知识霸权。据此，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中心任务应当是通过“范式革命”批判和消除西方社会学中隐藏的文化霸权，目的是推动“文明互鉴”（习近平，2018：258-262），而不是故意排斥西方，更不会特意针对某种理论和方法。某些关于本土化的讨论之所以常常表现出“中国与西方”“定量与定性”“实证与人文”之类的对立，原因在于对本土化的认识出现偏差，进而在面对可能发生的知识霸权时产生过激反应。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本土化的必然结果，不能因此否定本土化的合理性。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追求是国家崛起和民族觉醒的一种反映。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与西方的接触和碰撞日渐从表面的器物领域进入深层的意识领域，对西方知识霸权的感受也越来越深刻，打破西方知识霸权束缚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不过，提出本土化诉求的背后固然有政治动因，对西方知识霸权的批评却不是颟顸地贴政治标签，而是如前所述有着充分的学理依据。其实美国社会学也一样。在全球知识版图和知识生产体系中，美国社会学原本也处于边陲位置，大量理论和方法依靠从西欧移植。现如今，它成为许多人眼中科学的样板，但并非天生如此，也是随着美国的崛起不断本土化的结果（陈心想，2019）。当然，在已然成为世界中心、大家都向它看齐的时候，它也不用再讲本土化了。换句话说，追求本土化并不是中国社会学故意拗造型，而是科学发展必须服从的普遍规律之一。
与此同时，库恩揭示的科学发展规律也提醒我们，本土化必须是全局性、根本性的范式革命，而不能止于小打小闹、小修小补。满足于诸如在某个模型的基础上调整一下统计分组，或是把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进行更精细的分解等工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方知识霸权的问题。因为这个统计模型本身就可能是基于西方的某种价值和利益需求而产生的，从这个模型出发，无论顺着讲还是反着讲，都会掉进别人设置的议程陷阱，再怎么努力都不过是被人牵着鼻子做无谓的挣扎。在此类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降低本土化的推进效率，而且久而久之容易麻痹，迷失本土化的追求方向。中国社会学界现在需要做的是跳出细枝末节的纠缠，自觉、努力地推动范式革命：一是挖掘和批判支撑整个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的范式及其中隐藏的社会不平等；二是推动国际知识生产中的分工和分层体系的调整，重组知识的生产链和供应链；三是着力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摆脱处处受制于人、不得不仰仗于人的被动局面。只有这样破与立并举、批判与创新互生、生产力建设与生产关系建设共进，才能真正实现有实质内容、有生机活力、可持续发展的本土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学从提倡“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到最近提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总体上可以说是认识越来越自觉、越来越深刻，蓝图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宏大，已经向着范式革命的目标逐步前进。毋庸讳言，政治因素是推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议程不断演进的重要动力。关于最近提出的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国家意志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对科学的野蛮干预，而是科学与政治的张力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反映。如前所述，权力关系是知识生产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生产关系，而本土化的本义就是顺应科学生产力的发展需求而对已经不合适的权力关系进行重组。因此，本土化同科学性和普遍性并不矛盾。相反，如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合理的权力配置有利于激发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一样，它是增进科学性和普遍性的一个有益机制和必然过程。上文从科学与政治的张力出发，阐述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必然性、核心问题和根本方向。后续关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即怎么做的问题，仍需秉承同一思路，立足这一张力及其变迁去把握。学术与政治的张力始终存在，具体表现是随着历史形势而不断变化的。上文已指出，早在20世纪初叶，即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不久，就开始了本土化进程。不过，1949年以前，在当时救亡图存高于一切的社会形势下，不关心政治和时局的“纯科学”显然没有市场。尤其是与民族和民生息息相关的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自明。因此，本土化作为一项议程，无论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非常容易引起共鸣而被接受。这样一种态势意味着，政治在其与科学的张力中获得了压倒性优势。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来说，其后果则具有辩证的两面性：一方面，尽管主要是由政治压力造成，但学界终归在本土化问题上形成了高度共识，从而能够避免在理论问题上无休止地盘桓，能够一致、迅速而直接地投身于本土化的实际行动。正是在这种动力机制的作用下，当时学界各显神通，从问题锁定、研究著述、人才培养到社会建设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共识是在政治占压倒优势、科学与政治的张力未及充分展开的背景下形成的，也导致当时社会学界对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学理上缺乏深入的辨析，许多重要理论问题被视而不见或存而不论，从而束缚和迟滞了对本土化问题的理论思考。这也是进入21世纪后本土化问题仍然引起学术争论的历史背景之一。不过，高度共识在其中所发挥的正反两方面功能，恰恰体现了范式在科学发展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为人们正确理解知识生产的社会逻辑上了生动的一课。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科学与政治的张力在中国社会学的实践中也经历了几番沉浮（冯仕政，2022）。就当前而言，随着救亡图存的政治压力基本解除和社会学学科的快速发展，消涨之间，科学与政治的张力已然发生深刻改变：科学获得了更多的自主空间和更强的对话能力，不再简单地围着政治任务运转。于是，此前在理论上没有被很好地澄清的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特别是其中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重新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当然，围绕本土化问题所展开的辩论是好事而非坏事，它可以让中国社会学对科学与政治的张力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有利于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工作做得更扎实，避免本土化沦为空洞的政治口号或说教。
本土化运动确实深深地植根于反对知识霸权这一深厚的现实土壤，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对中国来说，此前长期存在的救亡图存的压力消除了，但另一重政治压力，即解决“挨骂”的问题又凸显出来。正如习近平（2016）所指出的：“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张正是中央着眼于从深层次上解决“挨骂”问题而提出的。换言之，如果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主要还是解决本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那么，现在则更进一步，要着力解决话语权问题了。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科学上，要求都更高、更全面，对中国社会学的创新能力无疑是一个更为严峻和更具总体性的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必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和科学境界。这个要求的提出同样是基于学科与政治的张力及其历史变化。当然，这并不表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能够简单地依靠政治力量去推展，反倒要警惕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乘着政治的东风高歌猛进，最后却落得一地鸡毛。正如葛兰西（2000）在《狱中札记》一书中指出的，文化霸权深深地扎根于市民社会和日常生活，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只是拔城，消除文化霸权则需要拔除种在老百姓心上的“草”。在某种意义上，“拔草”比“拔城”更难，需要耐心细致、持续长期的思想和理论工作方能克竟其功。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诚然内在地需要范式革命，但不能一说“革命”就联想到“炮轰”“横扫”和“武器的批判”。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绝不是全盘否定，不能把一些社会学知识简单地贴上“西方”标签，然后弃置一旁，而是必须遵循知识发展的规律，通过知识、理论和科学层面的对话、交锋和建设稳步达成。科学的发展并不总是累积性的（库恩，2022）。既然要推动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突破性的范式革命，研究议程的设置就非常关键。一则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财物各种条件的支撑，世界是无限的，而条件总是有限的，科学探索不得不分个轻重缓急，脱离现实条件的议程设置只会妨碍而不会推动科学的发展；二则议程设置也是一种权力，并且是比可见的斗争行为更隐蔽的、更深刻的权力（Lukes，2005；麦库姆斯，2017）故而本身也是反对知识霸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中国社会学不必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议程后面进行“对话”或“交流”，而必须当仁不让地从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实问题入手展开自己的研究。
西方社会学研究的许多议题，包括与中国有关的议题，并不是不重要，只是其重要性是相对西方的需要而言的，对中国则不是什么急务和要务。西方社会学有许多理论、方法和智慧值得中国社会学借鉴，但不能作为判定中国社会学研究议程设置的唯一基准和标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连身处其间的中国学者都感到应接不暇，要求西方社会学研究的议程设置完全符合中国的需要是不可能的，要求中国社会学研究紧跟西方社会学研究的议程更是不可想象。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主张确有可能造成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导致选题的单一化和同质化，或忽视具有潜在重大价值的研究议题。但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学术判断力不够而不是本土化造成的。不过，这样的批评也提醒中国社会学，绝不能把本土化当作政治光环，用本土化的帽子掩盖知识上的薄弱。学科恢复重建4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来看知识积累仍然薄弱，尤其是跟不上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因此，必须虚心向西方社会学界学习。但更重要的是向实践学习，坚持从本土中来，到本土中去，围绕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和现实问题，自觉以知识创造回应社会需要，使知识创造与社会需要形成迭代递推、良性循环的局面。就此而言，当前有两个重要的研究议程值得中国社会学界高度重视：一是社会政策，二是社会建设。首先来看社会政策。“社会政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学科设置和国家议程普及于欧洲，尤其是西欧和北欧。相对而言，在美国，无论大学的学科设置还是国家的政治议程中都少有社会政策的身影。究其原因，在西方诸国中，美国是最信奉自由资本主义逻辑的，而欧洲国家则更倾向于福利资本主义（Mann，1986；桑巴特，2003）。不同的社会背景反映到学术上，便形成了研究议程的差异。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重视社会政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据统计，习近平同志自2012年担任总书记以来共主持召开了9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他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从未提到“公共政策”，却有6次专门讲到“社会政策”。尤其是当前的新发展阶段，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2022：116），社会政策的意义更加凸显。
那么，社会政策的本质和内涵是什么？它与经济政策、公共政策是什么关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怎样科学地组合使用这三种政策工具？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单单研究中国社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同时研究欧美社会的发展历程，比较欧美不同国家、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以及它们与中国的差异。在此过程中，议程是中国的，视野却是全球的，相关研究既可以增进对本土的理解，也可以增进对其他社会的理解，完全没有因为本土化而导致狭隘和排外的问题，反倒与本土社会的结合更具体、更紧密，从而更容易接受社会事实的检验以提高科学性，更容易获取外部环境的支持以产生正反馈，最终形成更完整的学科链和更优良的知识生态（冯仕政，2019）。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议程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作为一项学术议程，其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于回顾、反思和总结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是非得失堪称独一无二的标本。一是“社会建设”概念系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完全是中国人的原创，至今未见于西方学术文献。二是该概念几乎贯穿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全过程。孙中山最早提出该概念是在1919年，当时距中国社会学诞生不过20年左右，此后迅速被接受并一直活跃于中国社会学研究。在1949年以前就多有以“社会建设”为名的专著或专章，还有以“社会建设”命名的学术期刊和研究会。可以说，除了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关于社会建设的研究从未断绝（王朱明、胡梦，2017）。第三，比上述两点更重要的是，该概念已经扎根中国社会，获得极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影响力。早在1919年，孙中山就在《建国方略》中将“社会建设”列为三大建设之一。此后，无论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五大建设”，还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建设始终名列国家重要政治议程。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家和其他有识之士也基于“社会建设”理念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改造运动（胡梦，2018）。由此可见，社会建设是一项具有深厚社会基础和长久理论魅力的研究课题，它是中国社会学家将社会学知识与中国社会需要紧密结合的产物。无论从原创性还是从生命力和影响力来看，中国社会学中没有哪项课题可与之比肩，说它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独一无二的标本并不为过。然而，时至今日，尽管人们普遍承认社会建设很重要，但对于社会建设到底应当搞什么、怎么搞，却始终存在着困惑。这些困惑概括起来就是，需要在理论上厘清“社会”是什么、在哪里（冯仕政，2021）。而这个问题，即使西方社会学也少有关注和讨论。长期以来，关于社会学学科的基本性质和研究内容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甚至危及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笼统地说，社会学当然是研究“社会”的。但是，如果能借此机会进一步廓清“社会”是什么、在哪里等问题，不仅能够解决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对整个社会学学科无疑也是一项具有奠基性和根本性意义的理论阐发。换言之，社会建设虽然是一项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生发而来的研究议程，却触及事关整个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石。这表明，只要善于观察和思考，对本土化的倡导不会妨碍学术判断力，相反，它可以帮助研究者点对点地发现理论难题、实打实地磨练理论思维，是有利于整个学科发展的。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快速的、总体性的社会转型过程，需要统筹考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2020）。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现代化需要而产生的、以揭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中心使命的学科（郑杭生，1986），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和研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习近平，2022）。中国社会学应当充分发挥学科优势，自觉担负起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重任，着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深邃的洞察和更加丰富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