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不认同所谓现代“新儒家”？其实理由很简单：首先，我是一个历史研究者，自始便接受了多元价值的立场，无法信仰任何一家一派的理论系统，特别是宗教的或哲学的系统。其次，现代“新儒家”是从哲学，尤其是日耳曼哲学，康德、黑格尔等的特殊观点来重新诠释儒学，而我则是从史学观点研究儒学在中国史各阶段的实际功能和变迁。概括地说，“新儒家”偏向纯抽象思辨一条路，我则根据可靠的资料，进行实证的和客观的研究。两方面可以各行其是，各有领域。

　　这里要澄清一下“新儒家”这一概念。我指的是海外的特别用法，专指熊十力先生和他的大弟子唐君毅、牟宗三两先生开创的一个中国哲学流派。唐、牟二先生在香港、台湾的大学中长期任教，教出了不少杰出的哲学学生，所谓“新儒家第三代”。我也曾受教于唐先生，又和不少“第三代”是朋友，以私人交情言，我和他们之间并无冲突，对于唐、牟二公，我更是很敬佩的，只是不能全心全意接受二公的哲学系统而已。其中关键所在是他们强调：真心要做一个儒家，首先必须亲“见道体”。所谓“道体”，指流行于宇宙之间的一种精神实体，也就是价值的源头。“见”道体大致即相当于基督徒之“见”上帝。我没有这种宿慧，始终得不到“见道体”的直接经验，所以绝不敢以“新儒家”自居。我甚至不敢断定宇宙间是不是存在着这样一种精神实体，但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断然否定他人有过“见道体”的经验。在这个大问题上，我只好采取不可知论（agnosticism）的立场。

　　我和新儒家之间另有一点距离，即我不同意把儒学完全看作所谓“哲学”，因为哲学是西方文化的特有产品。“哲”在古代中国是“知人”之意，所谓“知人则哲”，与希腊“哲学”为“爱智”之意根本不同。近代中国人接受了日本人的翻译，“哲学”一词才逐渐通行。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流行极广，于是学术界普遍采用了。我觉得一般性讨论中，“哲学”也不是不可用，但严格说来，“中国哲学”的称号是很成问题的。傅斯年从德国回来后，便对老师胡适《中国哲学史》一名表示怀疑。后来胡适自己也不用“哲学”，而改称“思想”了。

　　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规定为学术思想史，其中也包括可称为“哲学”的东西，因而和哲学史研究者也有部分交涉。但“哲学”在我而言，是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过去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究都从先秦诸子开始。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过我认为应该再向前追溯，追到诸子之前，那时还没有“哲学”或系统性的思想流派。这一方面的试探我在1970年代便已开始，不过未作系统性、全面性的展开，只是断断续续地论及。1990年代末，我才花了一两年时间草成了一部英文论稿；正文已写完，只是无时间补写注脚，而注脚却相当重要。因此只自印了几十套分送相关友人阅读，征求大家的意见和批评。不料就在这个时候，我因为《朱子文集》新版本写序论，一发不可收拾，写了一部《朱熹的历史世界》，英文书就搁下了，只发表过一篇提要，和其中论礼乐起源的一章，是香港《二十一世纪》刊物请人翻译为中文的。我的英文书名定位Between the Heavenly and the Human，是从中文“天人之际”译过来的（《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2014年1月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根据我的研究结果，“天”指超越世界，“人”指现实世界，但“天”的意义在上古时代和诸子出现以后变化很大。以前的“天”是天上的“帝”或“神”，可以降福、降祸于人世。地上的人王便是从天上的“帝”或“神”那里得到“天命”，以统治地上王国和万民。所以人王必须时时向“帝”、“神”祈祷祭祀才能长保“天命”不失，这是上古“超越世界”的性质。为了和天上神祇沟通，人王必须用“巫”为中介，因为“巫”有一套特殊的技能可以打通神的世界，并可请神下降人世。这个“巫”的信仰相当普遍，人王、诸侯、贵族，甚至庶民都相信“巫”有“降神”的法力。这就是王逸注《九歌》中讲的“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托于巫”。“托于巫”即指从天上降下来的“神”寄托在“巫”的身上。所以“巫”必须沐浴、敷香气，并穿华服以接待“神”。但是在诸子的系统思想建立以后，“天”的涵义变了，儒、道两大派都不再相信“天”是“人格神”了。在孔、老、孟、庄各家文本中，我们看到“天”已变成一种超越的精神力量，弥漫在宇宙之间，当时普遍称之为“道”。这是诸子兴起以后的“天”，是一个全新的“超越世界”。正如后来董仲舒所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照当时一般的理解，“人”如果想和“天”，也可说是“道”相通，完全不需要“巫”作为中介，而必须修炼自己的“心”，也就是说，“心”取代了“巫”的地位，成为“天”与“人”之间的媒介。一旦“心”修得十分“虚”、“静”、“清澈”，“道”便会驻进其中，所以有“心静气理，道乃可止”之说，而且还出现“心”为“道舍”的观念。很显然地，“道”以“心”为“舍”的想象是从旧“天人”关系中“降神”的信仰蜕变出来。“心”打点得虚、静、清澈便等于“巫”必须沐浴、敷香气以待“神”降于“巫”之身一样。如此一来，超越的“道”源于“天”，却进入经过修炼的“心”。人追求新的超越世界——“天”或“道”，不是外向天上的“帝”或“神”，而是内向的“心”，通过“心”才能接通“天”。这便是为什么我称中国的超越为“内向超越”，与西方的“外向超越”适成对照。中国为什么没有“神学”而有一种特殊的“心学”，也必须于此获得认识。我最初误用“内在超越”一词，后来由于进一步理解到这是西方神学中的观念，所以改“内在”为“内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里无法详说。

　　最后让我对“学术”和“思想”两个名词作一简单澄清。在传统时期，中国的“思想”和“学术”是分不开的。最明显的例证是《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这是中国的思想史原型，但却以“学”为名，而不取“思”字。孔子说：“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可知中国人自始便认定“思”必须建立在“学”的基础之上。中国思想自始便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抽象，也许与这一特色有关。我不愿意以“哲学史”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考虑到：如果“哲学”一词严格按照西方的标准，则许多中国有价值的“学术”和“思想”都不得不摒除在研究领域之外，最后写出来的东西将不免过于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