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师 · 人师 | 李昕揆: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何洛先生学术成就及影响评述

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在文论界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经师”何洛是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他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探讨、解决我国文艺领域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完成了多种研究性论著；积极参与文艺领域中的争鸣，写了许多批驳错误文艺思想的文章，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70年代末，何洛积极参加“形象思维”论争，并在论争的基础上对“形象思维”进行系统思考，发表论文，著书立说，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随后在文艺界引起了关于“形象思维”的热烈讨论。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讨论成为新时期文艺的进军号角。何洛针对文艺界一些同志关于“形象思维”的错误观点据理力争，在论争中廓清了文艺理论和美学上的许多问题。他明确提出：有的同志认为“形象思维的基础是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根本不能对感性材料进行扬弃，这是对形象思维的误解；反对形象思维的同志指责形象思维是直觉主义，我们认为形象思维有直觉的成分，但不能归结为直觉主义；一些同志关于形象思维不能认识本质的看法，不符合艺术构思的基本过程，我们用唯物论的反映论与实践论、矛盾论的普遍原理去观察艺术构思的过程，就会发现形象思维认识事物本质时的基本特点。何洛始终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反映论、认识论和实践的观点去探讨和把握形象思维问题,和其他学者一起，不仅启动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学热”，而且也推动了文学界种种创作方法的新探索，繁荣了新时期的中国文学。

20世纪80年代初，何洛领衔编著被誉为实践美学代表作之一的《实践与美学》一书，推动了实践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在文艺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成就是把唯物主义反映论引入美学理论进而确立了唯物主义美学观的话，那么20世纪下半叶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大成就则是建立了实践美学。实践美学是在对反映论美学原理的机械论弊端进行反思和批判中建立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20世纪所达到的新高度。这部以实践观点为主线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著作，围绕美学史上的实践观点、建立在实践观点基础上的美论和美感论、艺术审美实践认识规律的形象思维问题等方面，集中探讨了实践与美学的关系问题。何洛在书中提供、呼吁、倡导了一系列切合时代需要的观念、命题和思想，引起了较大反响，很大程度上为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思潮提供了理论和思想支撑。

所译著作为革命文艺运动提供了重要滋养

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对我国左翼文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且取得了较大成绩的工作，是对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日本左翼文艺理论的翻译和介绍。何洛在这项工作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对被誉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双璧”之一的《没有太阳的街》和日本左翼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等的论著的译介和引入，既从创作上弥补了我国当时反映工人运动的长篇小说精品的稀缺状况，也为我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兴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滋养。

《没有太阳的街》是日本作家德永直以自己参加印刷工人大罢工的经历为题材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取得的新成就。小说于1929年发表后立即在日本文坛引起轰动，后在多个国家被翻译出版。我国于1931年、1956年、1958年、1985年先后出版过四个不同译本。其中，由何洛翻译、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驱蒋光慈介绍、1931年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译本，既是首个中文译本，也是国际上首个外语译本。何洛因此被誉为翻译《没有太阳的街》的“第一人”。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工人运动浪潮此起彼伏，但反映工人阶级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的高质量中长篇小说作品在当时还十分罕见。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于1926年出版，被认为是我国现代第一批反映工人运动的中长篇小说之一，固然具有标志性意义，但其中关于工人运动的内容大量袭自当时的报章记事，又让这部作品的艺术性大打折扣。形成对照的是，德永直在描绘工人斗争的宏大场面方面所表现出的驾驭大场景的艺术功力，以及以电影手法连接、转换场面所展现出的高超艺术手法，是当时国内表现工人运动的作品中所缺乏的，这是蒋光慈倾心推荐这部作品在国内出版的重要原因。

当时我国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著作，绝大部分是从日本转译过来的。日本文论家如藏原惟人、青野季吉、川口浩等人的论著，曾被视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典范而被大量引介入我国。何洛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等杂志上发表多篇翻译藏原惟人等日本文论家的文艺理论文章，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早期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鉴于当时在延安能读到的马列经典著作极为稀缺，中国共产党遂在延安马列学院内成立以翻译马列经典为主要任务的编译部。张闻天任编译部主任，何洛任编译部日文组组长。编译部成立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马列著作编译出版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和规模。包括何洛在内的众多编译工作者们不畏艰难、不辱使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翻译了大量经典著作。马列学院编译部是党中央正式组建的首个经典著作编译机构，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大创举。

所创作品堪称红色文艺精品

在文艺创作方面，何洛横跨戏剧、人物传记、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创作了数量众多的标志性文艺作品，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作品字里行间都表达了对人民、领袖、同志、战友的真挚情感，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大好山河的真挚热爱，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延安时期，为庆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何洛执笔创作了独幕讽刺话剧《接“皇军”》。话剧展现了维持会长一家为迎接“皇军”到来，做了许多烦琐的准备，当他们听到爆竹声响起全家出动时，令他们尴尬的是，开进镇里的已是刚刚消灭了“皇军”的八路军指战员。这出戏产生了类似于果戈理《钦差大臣》那般的喜剧效果，得到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认可。那个时期，何洛还创作过活报剧《阶级塔》等，演出后也受到了延安民众的热烈欢迎。

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何洛的人物传记作品《李凤莲》。在这部人物传记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看到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和新旧社会鲜明的对比，而且人物传记作为人物或人物资料的有效记录形式，对历史和时代的变迁等方面的研究亦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李凤莲》中关于中国人民大学的细节特别值得一提:李凤莲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开国大典时，忽然想起前两天一位中央首长跟她说的话:“为了建设新中国，不提高文化技术不行，可能很快就要成立一个专为工农开门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送你到这个大学去学习好不好?”第二年的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在铁狮子胡同1号举行开学典礼。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它的创办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建立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探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经过十年浩劫之后，我国迎来了建设的新时期，何洛再次焕发出新的创作激情。结集于1989年、1992年由中国书店出版的《潮声集》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心声。《潮声集》包括重光、悼念、赞颂、欢庆、赠友、旅游及纪念、回忆等多方面内容，每篇作品都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何洛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本色、胆识才华和美好情操。比如，写于1978年的《人民大学复校抒怀》，抒发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中国人民大学教职工终得返京复校的欣喜之情；写于1984年的“一代贤师表，马列教化真，痛悼哲人逝，永怀晓钟声”诗句，表达了对成仿吾老校长的哀悼和铭感教泽之心；为悼念曹瑛而写的《铮铮铁骨大公无私》一文，追忆了20世纪30年代他们共同经历的狱中斗争和考验；《北京颂》则是他在新中国经过40年风风雨雨后的光辉成就面前，发自内心的激扬赞歌。何洛在作品中体现出的豁达乐观的美德和对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赤诚、对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美好期望，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读者，其作品不愧为红色文艺精品。

培养大量文艺人才，堪称文艺教育家典范

从翻译日本左翼文艺作品和马列经典著作到取得多方面的学术建树，从积极参与文艺领域中的争鸣到创作出大量红色文艺精品，从烽火办学的战时教育者到为新中国培养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才，何洛始终坚守文化战线，站定教育讲坛，乐育革命英才，做到了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不愧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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