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40年前高考作文丨广东考生陈平原:大治之年气象新

陈平原 新三届 2021-01-05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约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人物简介

 

陈平原教授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8年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北京大学首批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在日美德英法及香港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大学十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著作三十种。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有一个特别之处,这一天的报纸三版刊登了一篇高考作文,作者是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考生陈平原。当年的高考作文,《人民日报》先后选登了三篇,陈平原是其中之一。


1977年冬天,23岁的陈平原和570万中国年轻人一起,走进了久违的高考考场,这场本该一年一度的考试距离上次开考,已远隔了11年。1977年的这场高考是“文革”十年久旱后的一场知识界的甘霖,中国知识分子积压了十几年的苦闷,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释放得淋漓尽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再次成为整个中国的社会风尚。


2011年春天,记者来到北大中文系这个古香古色的小院,拜访如今已是北大中文系主任的陈平原教授。


“作文写得不好,考场历来不出好文章的,”如今回头看那篇曾经轰动一时的高考作文,陈教授只是挥了挥手,一句轻描淡写,转而却说:“但高考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


这篇作文见报时,陈平原已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了,天之骄子,“当时戴着校徽上街,总有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们这一代人,对恢复高考这件事情看得特别重。如果不是凑巧在这个节骨眼上考上大学,日后很难有办法出头的。因为你的眼界,你的经历,你的学识,甚至外在的条件,都决定了你很多事情不可能做。”


这天天气很好,阳光从窗子射进来,外面却满天飞絮,“北方的这种天气很多人受不了,我们南方就不是这样的。”温文尔雅的陈平原久居北京,但骨子里还是惦念南方的故乡。


大山脚下长大的城里娃



每一个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几乎都有两段共同的往事,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等到再次看到中国高等学府向他们公平地敞开大门,已经过了11年。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到很大冲击。1940年代后期,在潮州金山中学念书的父亲迷恋鲁迅和新诗,参加反独裁争民主的活动,属于左翼学生。后来因朋友邀约,他到台湾《中华日报》社工作,主要是为了写作,也确实发表了不少诗文。1948年底,父亲赶回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后来,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去,两岸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隔绝。父亲于是常被怀疑,为什么要从台湾回来,是不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本来在县公安局当指导员的他,只好到离潮州城二十里的农业学校,做一名语文老师。


汕头农校办在大山脚下,周围都是农村。所以,我身份是城里人,却住在农村,要到农村的小学和中学去念书。小学一年级起,我每天上学都得走五六里路,还要经过一条十米宽、六七米深的小河,河上建了一个作为水渠的木槽,我们只能把书包挎在后面,然后手脚并用,爬过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的历史问题显得很严重。小时候,我有点埋怨父亲太谨小慎微了。后来他跟我说,这段历史,除非解放台湾,他永远讲不清楚。因此,只好夹着尾巴做人,这才躲过了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


1993年我第一次去台湾访问,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我专门拜访了《中华日报》社,回来写了一篇《风雨故人来》。听说“故人”子弟来访,《中华日报》社很关心,帮我翻查相关资料,但找不到。因我父亲那时是校对,业余时间写诗作文,属于小萝卜头,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档案里面根本没有。但当年,因为父亲这段无法调查清楚的历史,我不得不中断了学业。


1969年夏,我初中毕业,无法继续升学,只能上山下乡。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到海南岛的农场,一是回我的老家插队务农。我的老家是潮汕地区的一个山村。父母都在五七干校,回不来,我成了家里的老大,老大就要承担起责任。我就告诉两个弟弟和祖母说,我们回老家去吧。那年我15岁。


父老乡亲对我们很照顾,回乡半年后,就让我当民办教师。刚开始,我教小学一年级。教一年级可不容易。那个时候,农村的孩子没有上幼儿园的经历,必须从头教他们,上课的时候不能乱吵、不能跑来跑去。孩子们会突然说,老师,我要尿尿。你要是说不行,他/她就会说,老师,我尿裤子了。我曾骄傲地对朋友宣称,自己大概是北大唯一一个从小学一年级一直教到博士班的老师。


1971年,邓小平回朝,我很想去念书。但放弃教师职业,重新当学生,是一个不小的转折。那时跟现在不一样,大家都觉得读书没什么用,虽然我只是民办教师,但工作比较轻松,不用风吹日晒,还有一点补贴,可我还是选择了念高中。


入学前,我花了一个暑假,把数学捡起来了,但化学、物理实在不行,我从没学过。好在当时学校要求不严格,别人都不怎么愿意读书,我又很认真,很快就成了全班乃至全校成绩最好的了。有一年我各科的平均成绩是99.5,只有体育课没有满分。


两年后,我高中毕业,重新回村里种田。后来有机会,我又当起民办教师来。在农村那几年,我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读书。

  

回忆“上山下乡”,苦闷一词最贴切


1972年,高考招生工作恢复,但这一次只选拔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取消文化考试,从此,没有任何考试的推荐选拔制度开始正式实行,这种制度招来的工农兵学生,素质普遍不高,有的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以陈平原的家庭背景,是绝不可能上大学的。未来没有出路,年轻气盛的陈平原曾说过一句让父母伤心不已的话:没想到我们兄弟三人会屈死在这个山村!


陈平原选择了回乡插队,但事实上,他能选择的只是下乡的地点,而不是下乡的命运。在父老乡亲身边,年轻瘦弱的他第一次拿起锄头当农民。在陈平原看来,知青们精神压抑造成的痛苦,远远超过了物质匮乏,回忆起那段历史,陈平原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苦闷。

多年后,有一次跟学生谈起乡下生活,他们很高兴,说那多好啊,不用上课,整天在田里跑来跑去,呼吸新鲜空气,还锻炼身体。我只有苦笑,他们很难理解我们当年的苦闷。


对于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来说,最痛苦的,就是不能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家乡的习俗是,有脚走四方,父亲去台湾,祖父走南洋,都是自己的选择。可到了我们这一代,连自由走动的权利都没有。一个人被禁锢在一个小地方,不是因为能力,也不是缺乏文化或金钱,而是政策上不允许。


村里有一个女孩子,到广州给人家当保姆,我们都很羡慕。要是北京可以自由打工,我肯定来。那个年代,没有介绍信,不能随意外出。潮汕地区没有铁路,外出只能靠公路,我当时的愿望就是搭生产队的拖拉机,到广州去看看。


我在乡下总共呆了八年,抗日战争也是八年。我们家已经在村里分了地,并请人帮忙盖起了房子。对我来说,下乡不是度假,也不是挂职当村官,而是扎根农村干革命。我们那一代知青,很多人喜欢文学,一是因为个人心境,苦闷需要宣泄;二是有些人确实有才华;第三个很重要,潜意识里,希望靠写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唯一不考虑家庭成分,可以凭个人努力,被调进城里(包括军区)的,除了文艺表演,就是文学创作。受此潮流影响,我开始努力写诗、写小说、写剧本,发表在当地的报刊上。县文化馆长表示认可,希望找机会调我进去。后来上大学,发现好多人有类似的经历。


当时大学招生实施的是“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许多人对这个十六字方针十分不满,1977年8月,邓小平复出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他后来还强调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


第一次听说恢复高考,大概是在1977年9月、10月间。“文化大革命”中,舆论是高度控制的,我们只能看报纸。读了《人民日报》,才知道今天又有谁被打倒了。生活在粤东的小山村,中南海的风雨我根本不懂,各种真真假假的谣言,我也懒得分辨。刚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不太相信的,因为此前也有“考试”,但决定性因素还是“推荐”。对这次改革,我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到现在也不知道高考分数


1977年11月高考开始报名,对考生家庭出身条件的限制,也被取消。当时是各省分别考试,陈平原所在的广东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而他妻子所在的北京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那年冬天,570万考生参加考试,27.3万人被录取。由于准备仓促,印刷试卷的纸张不够,邓小平亲自下令调用印刷《毛选》的纸张。


从宣布恢复高考到正式开考,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很多考生都来不及准备。当时有句话,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陈平原却不同,下乡八年,他从未放弃过读书,很多上大学时才会读到的文学专业书籍,他拿着锄头种地时就看过了。因为父亲在1975年时就回家了,所以陈平原的政审也没有什么问题。高考是真是假,他已经没那么在乎了,反正有机会就考。


当时只考语文数学两门。考前复习,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重温数学,语文根本不用念。我毕业的那所中学组织了短期培训班,让想考大学的同学回去复习,报名的人很多。那一个月,我全用来啃数学。老师用最快的速度把中学数学理了一遍,然后让我们做各类习题。那时我还在教书,一边上课,一边复习。我以前教的学生也参加高考了,可惜他们没考上。


当时我的要求很低,只要能念书就行。上大学前我没走出过潮汕地区,连省会广州都没去过,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才,更不知道自己能考成什么样子。


填志愿时我并不知道分数,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不公布分数,事后我也不想打听。我报了中山大学,还被人家嘲笑,说就你这个样子,还想考中大?父亲是中专教师,对考大学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我第一志愿报中山大学,第二志愿华南师院,第三志愿肇庆师专,有一个等级的过渡。我妻子夏晓虹也是那一年参加高考,她三个志愿:第一北大,第二北师大,第三南开。因为她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不想离开了,即便念书,最远只能到天津。我说,幸亏北大要了你,不然,后两个肯定落空。因为三个都是名校,同一批次录取。我跟她不一样,她在北京,念不念书无所谓,我是一定要走出去的。


过完年,各高校开始寄送录取通知书。中大的通知书到得很晚,眼看着别人都接到了,我还没有,有点急。那时我很瘦,不知从哪儿听说,上大学有体重限制,男的最少50公斤,而我体检时才99斤,还差一斤,直感叹,早知道,体检前应多吃一个红薯。为这事,父亲专门带我去请教韩山师专的校长,分析了大半天,估计特殊专业才有这样的要求,学文学应该跟体重没什么关系。


接到通知书的时候,我正在上课,听说有我的挂号信,我就知道自己考上了。接过录取通知书那一瞬间,我最想说的就是:以后,我自己能给自己的命运做主了。


高考作文发表在《人民日报》


陈平原的高考作文见报时,他正处在天之骄子间的激烈竞争中。校园里,大学生们自然而然地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两派。像陈平原这样上大学前连火车都没见过的,理所当然地属于乡下一派了。两大集团间并没互相排斥,只是话题和兴趣有所不同。


记得有位北京的同学说,他们家的邻居是朱德的警卫员;也有广州的同学不时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挂在嘴边。像我这样小地方出来的,会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特别怕露怯。而且上大学后,我很快就明白,必须正视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不说别的,“文革”中北京知青的地下读物,和我在粤东山村里所读的书,完全是两回事情。


记得有位老师提醒:小地方来的同学不要自卑,一开始起点低,到毕业时,可能比大城市的同学更有出息。因为大城市里诱惑多,起点比较高的城里人,自视甚高,喜欢吹牛,不像小地方来的同学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且全力以赴学习。现在,我也用这个观点敲打或激励我的学生。


但是,还没有等到毕业,陈平原的这种“阶层感”就被打破了,“那篇作文让我比较快地完成了这个转变。”陈平原曾经写过一篇《永远的“高考作文”》,回顾这段经历:有一天,指导员跑来告诉我,电台广播了我的高考作文,只是他所复述的几句又似乎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同学们纷纷猜测,是不是高考卷子搞错了,如果是,此公入学资格都成问题……既可能是作文特棒,又可能是高考作弊,后来我到食堂打饭都不敢抬头。直到几天后,《人民日报》刊出了我的作文。“城里人”对我也刮目相看了,有的道贺,也有的很不以为然。


陈平原“拜读”了好几遍自己的作文,却始终没品出味来,直到有一天,看到好几种《高考作文选评》中,把这篇文章说成一枝花,这才恍然大悟。“入学前我在中学教语文,作文自然有章有法,那些才气比我大的小作家们,写的都是文艺性散文,不大合高考作文的体例。”


对于1977年高考作文的评分标准,当年的阅卷老师归纳了这样几条标准:字数较多,结构完整,内容基本符合题目,能记住报刊上的一些时髦词语,而且能把这些词语写得连贯,错别字少。陈平原的这篇作文,从结构、语言到叙述方式,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


采访中,陈平原一再表示,“这篇作文跟如今的高考作文相比,水平差很多。”但对他高考作文的赞誉之声,却萦绕多年。暑假回家,还有不少家长领着孩子来请教,陈平原只好逃跑,把这个任务留给长期做语文老师的父母。谈到这篇高考作文的价值,陈平原自嘲道:大概无论我如何努力,这辈子很难写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更能让父老乡亲激赏的文章来了。


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9月,全国高校又迎来了第二批通过公平考试、进入大学的青年。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七七级大学生、著名旅美教育专家黄全愈这样形容自己的同学:“我们中有十年‘插龄’的‘老知青’、有乳臭未干的应届高考状元、转业军人、县城干部,发表过作品的‘革命诗人’、用毛笔抄过《左传》的工人、偷听外语电台的失业青年、受过‘四人帮’惩罚的‘思想家’、高干子弟、归国华侨、张口闭口《哥达纲领批判》的‘老高三’……上趟厕所都能碰到几个人才,随时随地都能遇到可互相取长补短的人。”


但是在陈平原心里,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日后之所以有很好的发挥,成为社会的中坚,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


我的大学同学中,真正做学问的不多,大部分是在从政。有记者说,你们那一级很了不起,社会各界引领风骚的都是你们的人。其实,这个年纪,本就应该成为社会中坚。“文革”十年没有培养大学生,1980年代初政府希望干部年轻化,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于是得以大展身手。不是我们这代人能力强,而是“命好”,在大转型时代占据了好的位置。


但是当下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多。只有上好的幼儿园,才能上好的小学;上好的小学,才能上好的中学;上好的中学,才能一路走进好的大学。这样的选拔人才机制,对农村孩子很不利。必须给全社会有志气的人一个信息,让他们觉得,只要肯努力,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比将机遇留给极少数人要好!


陈平原教授


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建党90周年专刊”

口述:陈平原    整理:周冉。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附:1977年高考作文


大治之年气象新


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考生  陈平原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伟大的祖国,迅速走向大治,条条战线凯歌高奏,捷报频传。在这大治之年,每天,都有许多喜讯激动着我的心。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受“四人帮”危害最严重的教育战线,也变得焕然一新,大有希望了。


不久前,我走访了我的母校。冬日的早晨,北风呼呼,寒气迫人。可是,校园里却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踏进校园,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广场两侧矗立着的两个专栏。左边那个批判专栏里,一篇篇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教育革命罪行的战斗檄文,象匕首,象投枪,直插“四人帮”的心脏。右边那个颂歌栏里,琳琅满目的散文、诗歌、美术,热情洋溢地歌颂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丰功伟绩,赞颂大治之年出现的新气象。突然,一幅题为《春满校园》的图画把我吸引住了。校园,在画面上占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作者腾出大部分的空间,用有力的笔触,浓烈的色彩,描画出一枝含苞怒放,绚丽夺目的杏花。这别具匠心的构思,可真引人入胜。欣赏着这枝杏花,联想到那“关不住”的“满园春色”,真叫人心旷神怡,情思驰骋。


“叔叔”。一个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回头一看,啊,是我的小邻居林强。只见他从自行车后架溜下来,拄着拐杖,朝我这边一拐一拐地走来。我忙迎上去,扶住他。前两天,林强为了抢救一个在公路上玩耍的小孩,左腿被手扶拖拉机撞伤了。我察看了他的伤势,接着便责备他:“医生叫你别来,你怎么还来?”林强眨了眨眼睛说:“不来,那怎么行呢?人家在学习,我在家休息,多可惜呀。有小刚用自行车载我,我能来。”


“铃……”上课预备铃响了,我搀扶着林强,朝教室走去。林强见我不理解他的心意,便说:“叔叔,前两年,在‘四人帮’的毒害下,我没有认真读书。现在,我要三步并作两步,急起直追。时间,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啊。我常想,一天要是有四十八个小时那该多好啊。叔叔,您说,这个时候,我能躺在家休息吗?”听了林强的话,我感慨万分。一年前,林强还是个经常逃学,四处闯祸的“猴王”。可现在变了,变得真快呀。


把林强送进教室后,我便去找学校革委会陈主任。陈主任向我介绍了学校的简单情况,接着便领我循着琅琅的读书声,来到了高一(3)班教室门口。在那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老师正在讲解叶副主席的《攻关》诗,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记着。教室门口那张学生成绩登记表告诉我,同学们攻关取得了显著成果。


陈主任感慨地说:“这样的学习气氛,这样的学校新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是谁也不敢想象的。那时候,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被他们篡改的不成样子。我们这些被骂为‘臭老九’的,欲干也不能。那‘智育第一’、‘复辟回潮’的帽子压得人抬不起头,直不起腰。”陈主任点燃了一支烟,扬起眉毛笑了笑说:“现在可不同了。华主席为咱除了四害,砸开了长期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枷锁——‘两个估计’。现在,我们可以大干了。同志们说,现在再不好好干,可就对不起华主席、党中央了。”


接着,陈主任又给我介绍了《春满校园》的作者魏老师的情况。魏老师年近六旬,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这两年一直在家休养。他正在准备办理退休手续时,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他拐杖一扔,立刻跑回学校要求参加工作。学校领导考虑他的身体情况,只分配他教几节地理课。可他却份内份外一起抓,经常帮助青年教师备课,最近又主动承担起辅导准备参加高考的同志的任务。大家都说,魏老师焕发青春,老当益壮了。


下课铃响了。在那洒满阳光的校园里,我和魏老师漫步、谈心。魏老师,鬓发斑白,面庞清瘦,精神矍铄,大概是因为熬夜,眼里布满血丝。当我要求他谈谈是怎样搞好教育工作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谦虚地说:“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一点点工作。”而当我俩谈起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图景时,魏老师的话可就象打开了闸门的流水,滔滔不绝。他说:“‘满园青山夕照明’。我希望自己能再活二十三年,亲眼看看四个现代化的美景。同时,尽我的最大努力,为党多做一点工作,使晚年放出更大的热。这样,当我一旦躺下的时候,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听了这一席感人肺腑的话,我不禁为这位老教师宽阔的胸襟,崇高的理想所深深感动。我明白了,我们的伟大祖国之所以能在大治之年突飞猛进,是因为有华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千百万象魏老师这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忠诚党的事业的革命者。我深信,有这样伟大的党,有这样伟大的人民,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住我们伟大祖国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步伐。


看到这满园春色,我不禁又想起魏老师那幅画。当我问起那幅画的创作经过时,魏老师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出现的新变化,每日每时都在激动着我的心,逼得我不得不拿起画笔。也许有人会说,这校园并没花呀。可我说,那几百个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茁壮成长的青年学生,不就是几百朵向阳花吗?”


说得多好呵。何止我们的青年学生,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革命知识分子,不也是朵朵向阳花吗?他们,沐浴着党的阳光,开放在千山万岭,点缀着祖国的崭新气象,装扮着时代的美好春天。


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4月7日


       

北大新三届阅览室

陈平原:再也写不出比“高考作文”

更有影响的文章了

 陈平原:恢复高考最大意义是给年轻人希望

陈平原: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学者,

大都没有博士学位

陈平原:说出你我的故事

陶海粟:挑战权威的初生牛犊

 陶海粟:奇人邓英淘

追忆逝水年华:

北大经济系77级点滴回忆

北大中文系77级:

数风流人物,还看当年

彭艳:一张历史照片引起的回忆

珊伊:我在北大留学生楼的文化冲击

王友琴:未曾命名的湖和未曾面对的历史

重温王友琴的《未名湖,你听我说》

陶景洲:我的同学李克强

何勤华:与李克强同班的律政精英们

何勤华:给李克强班级上专业课的老师们

何勤华:当时不知道法律为何物

实习生李克强曾是电影原型人物

谢思敏:李克强同学指点我东瀛取经

海闻:从北大荒到北大到北加州

范东升:重回学校像第二次生命开始

袁钢: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道汤

高远东:在忌日纪念海子

               海子诗九首

雪汉青:为了漂泊的灵魂

熊国胜:拓宇是寿者,骄傲的寿者

熊国胜:追忆同窗挚友骆一禾

熊国胜:骆一禾的“背影”(上篇)

熊国胜:骆一禾的“背影”(下篇)

陈红:逝水红颜

高远东:刘卫国,你在哪里?

吴晔:我一直很认真地幼稚着

王治河:贵胜王侯的燕园清贫岁月

黄爱平:用未名湖水浇灌学问精神

北大1981:一个口号激励一代人

一张北大旧照片,牵出40年前高考记忆

潘维:先师陈翰笙,上海左尔格小组幸存者

杜丽燕:张宗炳先生说“我不知道”

宋红:随贻焮师驾游巴蜀

李大兴:1980年的北京大学

李大兴:我想象中的北大精神

北大教授牛军口述当年高考经历

徐小平:生命中那盏明灯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关注永远的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


征 稿


新三届公号向新三届朋友征集稿件

主题一:新三届人的高考之路

主题二:新三届人的大学时光

主题三:新三届人的文革经历

主题四:新三届人的上山下乡

主题五:新三届人的当兵岁月

主题六:新三届人的爱情故事

主题七:新三届中的菁英人物

主题八 新三届人的职业生涯

主题九:新三届人关注的话题

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

投稿邮箱:1976365155@qq.com

联系人微信号:james_gz7
联系人电话:13570472704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