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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时代的蛆流滚滚不息

下岗女神 下岗女工之魔鬼歌唱 2024-07-16

1

我的兄弟迅哥儿说过,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某国人。此话我曾奉为准则,现在则觉得这位”大先生”还是年轻啊——毕竟是百年前的人,哪有这个时代的见多识广?

我曾写文谈我的祖父之死,他是一次著名的艰辛探索的牺牲品之一。祖父曾是条好汉,也是条壮汉,年轻时曾在冯玉祥的队伍干过担架兵,所以艰辛探索中常见的抄家、揪斗还不足以对他致命。夺去他生命的是一个细节:当他想买一架缝纫机的时候,在商店里看到了自己家被抄走的那一架。

反动作家王小波写到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说他本打算用魔幻手法来写,例如写一个人看到自己的脏器泡在福尔马林瓶子里,然后就死掉了。但他还是决定采用写实手法——这是一个反动作家的正确决定,既决定了他是反动,也决定了他是作家。

另一个作家余华谈到过,一个外国教授对他说:“你们国家的纪实比小说更魔幻。”余华说这对本国作家而言“是幸运也是苦恼”。知道这一点,用老领导的话来说,他离“反动作家”就只有50米了。

我曾用一句话总结上述状况:魔幻现实主义不适合该国,因为会损失该国现实的魔幻性。

但时代日新月异,现在谈魔幻,已经不现实了。

例如对现在已经快被忘掉的苏州刺杀案,我本可以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笔法,作一篇《事后张扬的刺杀案》,或者用聊金庸小说的方式来作一篇时评,那是我喜欢的文字游戏和智力游戏。但是,我怕人家看不懂,不知道我在骂他们。

也就是说,这个现实的魔幻性不光排斥魔幻现实主义,而且排斥文学的基本审美取向。

所有的小学语文老师都这样教学生:写作文不能太直白。但老师们没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写作除了开骂别无他用,这时你不直白,你所骂者就听不明白。

这时你就会觉得迅哥儿最好的句子不是“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而是“好个友邦人士,是些神马东西!”

所以,如果直白不是好文章,那我就要写一篇坏文章了。想来也坏不到哪去,大不了如郭大文豪之“万岁万岁万万岁”、“狗头军师张”,以及据说入选了高中语文课本的“啊啊!力哟!力哟!”这个时代不需要文字游戏,也没有智力游戏,连荒诞都不必谈了,只剩下赤裸裸的直白。

经常有好心人劝我:你这么能写,写点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去写容易惹事的东西?我只好笑而不答——其实我是想跟我祖父死得不一样。如果再来一次艰辛探索,祖父当年只是吐血,而我至少曾经开骂。

2

迅哥儿说以最坏的恶意推测某国人,这已经过时了。因为他推测的毕竟是“人”,而“恶”也毕竟是人性的一部分。要知道,某些物种,虽然有人形,却和人性无关,用“恶”字形容它们,相当于给它们升级。

其实迅哥儿也“意外”过。在刘和珍事件中,他即使以最坏的恶意,也没推测到“这样地凶残,如此之下劣”。但迅哥儿还没有提到怯懦、提到愚蠢、提到狡诈。迅哥儿虽然洞明世事,还懂进化论,但大约想不到这个世界会进化出这样的物种:凶残到专门去残杀妇孺,怯懦到只敢专门去残杀妇孺,愚蠢到为专门残杀妇孺大声叫好,狡诈到用为专门残杀妇孺叫好来赚得更多的叫好。

迅哥儿曾这样归纳某些物种的历史:“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迅哥儿以为,“青年们”可以创造“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后来青年们创造出来了:一个把作奴隶当成信仰,并痛恨一切非奴隶的时代。

有人这样形容这些物种:太监低头看看自己,然后对别人切齿痛恨。这个形容是不够的,因为他们不光切齿痛恨,还洋洋自得,还会把血肉模糊的胯下做成旗帜来招摇,赚得几文打赏——而且,他们真地赚到了打赏。

我也曾试图阐释这些物种:它们比愚蠢更愚蠢,因为它们是简单粗暴地愚蠢。但这个阐释也是不够的,因为他们不仅蠢得简单粗暴,而且蠢得凶残、狡诈和自豪。

据说迅哥儿用阿Q这个人物写出了国民性。不错,Q前辈固然愚昧、怯懦、孱弱,会精神胜利,还会调戏小尼姑;但他毕竟不会说吴妈衣衫单薄所以活该被调戏;也不会因为吴妈不和他困觉就满大街去捅女人:有时候用刀子,有时候用棍子;他也不会洋洋自得地昭告天下:“我摸了小尼姑的头啦,家人们点个赞!”最重要的一点:他想举报假洋鬼子,只是因为“你造反不许我造反”,而不是因为对方是“行走的50万”。

所以,Q前辈遥遥落后了。也许他确实体现了“国民性”,但他已经和这个名词一起过时了——国字或许还能用,民字绝对是误会,除非这个字指的不是人。

据说迅哥儿因为看到国人的麻木不仁而愤然弃医从文。但他显然想不到,某些物种固然麻木不仁,但只对穿制服的、穿防护服的、戴红袖套的、戴金链子的、纹身的,总之只对它们惹不起的才麻木不仁——也不全是麻木不仁,还会声情并茂地下跪。

我曾见过一段视频,几个穿防护服的人拿着栅栏和焊枪准备把一个楼门封起来,一个女人对着楼上呼喊:“这个楼里没男人吗?!”Naive,男人?男人首先是人类啊!所以那个女人的呼喊就像一块小石子扔进粪坑,涟漪都不会有一个。

我常想,如果迅哥儿活在今天,他的“呐喊”会像那个女人的一样绝望无力。

当然,迅哥儿也会大开眼界,当他看到某些物种被恩准出门之后如何摇旗呐喊引吭高歌,以及一群壮汉在擒拿女孩儿时如何理直气壮勇不可当,他就会明白文字也会进化,“麻木不仁”可以变成一个褒义词——毕竟这个词通常还是形容人类的。

固然,迅哥儿也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正如俗语有云:“好汉喝酒打老虎,孬种喝酒打老婆。”但这话也过时了。因为怯者也罢,孬种也罢,虽然不堪,总还算人性的阴暗面。人性的词典中有怯懦,却从来没有因为怯懦而自豪。如果再加上把怯懦当作神圣的献身,这种阴暗会使人性中最卑劣的部分都感到羞耻——即使在动物界,也只能到最低等的圈层去寻找。

迅哥儿把《狂人日记》里最短的一章给了动物: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这是我在整篇《狂人日记》里最不赞同的一章,我认为这是对狮子、兔子、狐狸,尤其是狗的极大羞辱,整个哺乳类动物界都该感觉受辱,是妥妥的“辱乳”。

即使如毒蛇之恶毒、鳄鱼之凶残、乌龟之冷漠、蚯蚓之卑贱、蟑螂之肮脏、蝉之聒噪、虾之愚蠢,若要和某些物种比低等,那也只能任后者遥遥领先。

吸血的蚊子是贪婪的,但还没有贪婪到去吸粪。

围绕着粪坑的苍蝇足够低等了,但它们至少还有翅膀,还可能某一天突然眼前一亮,见识到世界不止是它们的粪坑。

所以,迅哥儿从洋文书上看来的进化论也是过时的。他只知道苍蝇可以进化出翅膀,却想不到进化可以是双向的,苍蝇也可能在某向的进化中回到没有翅膀的环节。

是的,那就是蛆。

如果一定要在动物界找到某些物种的同类,这是唯一的选择——密密麻麻地挤满着粪坑的蛆们,只有躯体,没有头脑,没有追求,但有幸福,一切狡诈和贪婪,都为了吸食粪汤,粪坑本身是它们唯一但神圣的信仰。

如果借用迅哥儿的句式,这些蛆存在的全部意义只有这两条:“一,做稳了蛆的自豪;二,做稳了这个粪坑的蛆的自豪。”

如果借用米兰·昆德拉的句式,蛆们的信念就是:“粪坑在此处”,如果它们离开了粪坑,它们唯一的追求,就是把别处变成粪坑。

如果想知道蛆的样子,可以看看这张蛆类的经典肖像,从内到外,万变不离其宗,这一张顶一万张。

这张图就能说明为什么蚊子算高等动物:我们还不惮去拍死一只蚊子,但谁能忍得住那种恶心,用属于人类的手去拍死一条蛆?

3

伟大诗人荷马把特洛伊的英雄统帅赫克托耳称为“士兵的牧者”,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因为把士兵当成了牲口。但我没想到,“牧者”这个词可以另有任用。

那些驱使蛆类者,我本来想称之为蛆类的“主子”,但这个词太客气,没有指向一个必然的结果:对蛆类的驱使,最终要让它们送死,如同放牧的终点必然是宰杀。

所以“牧者”一词虽然对蛆类而言未免过雅,但它们还是配得上它的,至少被宰杀的结果是配得上的。

有个词最近常被提及:“养蛊为患”。但这个词并不准确。因为蛆们根本不用养,它们会自己吸饱,粪涌争先。

另一个最近常被提及的词是“义和团”。那确乎是最接近蛆类的物种了,而且预示了它们的下场。但义和团如果都识字,数量想必会少一半,如果还能上网,想必会再少一半。至于读了硕博、英语过了6级而还成了蛆的,这种货色在义和团万万找不到。所以义和团还只是进化链中的一环,要赶上蛆类,除非再进化一百年。

例如义和团就没有这样的表演:在蛆的愚蠢终于使得它们的牧者都有点难为情之后,它们毫不迟疑地展示了蛆的狡诈:

这种毫无障碍的转身其实毫不奇怪,既然是蛆,当然就是粪坑里的游泳健将。

所以,当看到有人愤怒地说“即使在战争中攻击对方的妇孺都是罪行”的时候,我不禁哑然失笑:你们是要跟蛆类讲人类的道理吗?哪怕你说“保护幼小是一切雌性动物的天赋本能”,这些蛆类能听懂吗?

它们连动物都算不上,只是某种力量创造出来的肮脏的意象。别说和它们讲理了,只要朝它们看上一眼,都足以败坏你的人生。

诗人和美学家席勒认为,所有人类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审美,所以他是美学家,而不是丑学家,不知道人类的天敌是蛆类。

哲学家和文学家萨特惯于使用丑恶的字眼作标题:《脏手》、《恶心》、《苍蝇》,他用这些标题来反映人世间的丑恶,但既然是人世间,所以他再怎么催动灵感,也难以产生这个意象:《蛆》。

被牧者驱使的蛆类构成了一个时代,时代的蛆流滚滚不息。

伟大的作家们,一个个都如迅哥儿一样,被远远地抛下了。老领导曾说过,如果迅哥儿还在,他也只好闭嘴。但老领导想的还是强行闭嘴,而如果迅哥儿在今天,他将不是闭嘴,而是无语。

迅哥儿和他的朋友钱玄同曾有一段要不要唤醒铁屋子里的沉睡者的对话,这种对话也可以休矣了。因为他们所在不是铁屋,而是蛆屋。沉睡的人可以唤醒,甚至装睡的人也可能唤醒,但你永远无法唤醒蛆。

而蛆们也不用你去唤醒,它们早已被撩拨得活力四射,万头攒动。

我把这篇坏文章献给胡友平女士——是的,她的行为代表着勇气、善良和责任,诠释了母性与人性;但对我而言,她最大的意义,是滚滚蛆流中的一小块净地。

胡友平保留的,不是如人所说我们的脸面,我们早就没有脸面了,她保留的是一点希望——在充街塞巷、漫山遍野、浩浩荡荡、滚滚不息的蛆流中,她可以是一小块净地,我也可以是一小块净地,我们可以保留一块块净地,让我们的孩子有地方站立。

我的兄弟迅哥儿,有句话终究还是不过时的: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蛆流中的净地,其实蛆流中本无净地,站着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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