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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科学之上,还有人文,人要有敬畏之心

许纪霖 法嘉LAWPLUS
2024-09-05

康德曾经说,人类要有敬畏之心:一是自然的宇宙法则,二是人内心中的道德令。科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人的选择最终取决于自由意志,面对那些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选择拥抱宇宙与人心的不确定性或许也不错。


说起科学观,还得从我读大学的故事说起。

我是“文革”以后第一届大学生。我中学的时候,文科和理科的成绩一样好,当时,我和另一个男同学,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两个人,高考前,我们相约一起考文科。我因为父亲去世得早,家里没人管我高考的事情,所以我如愿以偿进了文科。那位男同学就不一样了,他的父亲是中国二汽的总工程师,听到他要考文科,气急败坏地表示如果考文科,就断绝父子关系,最后,他考入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后来我想,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以他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的工科生背景,一定也不会愿意我选文科吧。


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也让我和科学技术失之交臂。所以,今天当我作为一个人文学者要谈科学观的时候,我只能谈一谈我的“反科学观”。注意,这里要打引号的。


说来也怪,虽然我高考时数学满分,但我对涉及科学的部分,总是提不起兴趣,原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沉醉在人文世界里了,但近年来,发现自己也有所变化。


我的几个80后朋友,都是科幻迷,为了能跟他们对话,我也只能强迫自己看科幻片、科幻书,慢慢的,我发现自己渐渐入迷了,对科学不再排斥,尤其最近大火的ChatGPT,我也对它充满兴趣。于是就开始以一个门外汉的角度来思考科学的问题。我可以先说我的结论:要科学,不要科学主义,这就是我的“反科学主义观”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技术传统的国家,技术是实用的,但科学的本质是求知。陈寅恪30岁在哈佛大学访学时,就和吴宓聊到这一点。他说中国和古希腊传统很远,和古罗马传统很近,古希腊为求知而求知,古罗马的政治伦理很发达。


科学和科学主义,这两个概念也要区别开来。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民主与科学,科学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后来却慢慢演化为科学主义。“主义”二字可不能随便加的,比如,帝国本来是一个中性的词,指的是一个超大国家,和民族国家是相对的,民族国家一般是单一民族、国内多是一种宗教,帝国一般内部有多个民族、多个宗教。但是,一旦成为“帝国主义”就不一样了,内涵就成为侵略扩张了。科学也是这样,科学是好东西,但成为科学主义,就成了意识形态。


讲得直白一些,科学本来是认识世界的一套方法论,当然它背后也有一套科学的价值观,但成为“科学主义”后,意味着它是一套意识形态,它可以像中世纪的宗教一样,裁判一切,成为终极判断的标准。


五四运动后期,胡适、陈独秀都有一种“科学主义”的自傲,不过他们是两类不同的“科学主义”,胡适代表的是方法论科学主义,而陈独秀是唯物论科学主义。唯物论科学主义认为,只要掌握了历史客观规律,那么按照客观规律的法则,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方法论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是一个工具箱,用来认识世界,甚至改造世界。他们都相信,科学还可以成为一个人的人生观,可以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


中国科学不发达,但科学主义很发达。这也有历史缘由。中国过去讲天命和天理,但近代以后随着国家的衰落,没有“天”了,晚清的时候,想用“公理”来替代“天”,而这个“公理”的核心就是科学,只不过最后异化成了科学主义。儒家传统衰落,叠加救国迫切,当时的知识分子希望的“中国方案”,是希望可以找到一把钥匙,还是一把万能钥匙,这就是科学主义在中国盛行的历史背景。


所谓科学主义是用“科学”来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譬如凡事都可以用科学的终极尺度来评判,一旦说你是不科学的,你就完了,就失去了合法性。法庭判案的依据也是以科学为标准,是迷信还是科学,成为终极的尺度。


发展也好、市场也好,也有所谓科学与不科学的区别,“顺科学者盛,逆科学者亡”。比如一定要论证气功和中医都是科学的。其实,气功和中医严格说起来和科学没关系,因为它们是无法用西方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来破解的,未来能不能解释不知道。但现在无法破解。再比如有无四维空间的问题,也是超出科学之外。科学不是万能的,未必能够解释所有的宇宙与身体的奥秘,特别是人心的秘密。


以牛顿物理学为中心的近代科学提供了一套宇宙观,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经典的科学都是要借助于实验,需要证伪,不能被证伪的不是科学,而是神学。所以,科学能解释的事情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也就是说,科学没有那么神通广大,它是有边际的,这是其一。其二,科学只是认识世界。这个世界是人的感官能够感知的世界,科学只是告诉你是什么(to be),无法回答对人来说同样重要的问题:应该如何(ought to be)。科学与价值无涉。科学告诉你世界是怎样的,并不意味着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是你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


当年五四的时候,有一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现在看来科学派是错的,这一派以为科学可以提供人生观。当时他们狠批反对科学人生观的张君劢,说他搞玄学,讲一套神叨叨的宋明理学。张君劢认为,科学是科学,人生观是人生观,科学无法解释人生观。如果张君劢活到今天,一定会说:还是我对!科学是有限的,而科学主义把它放大了,以为不仅能解决to be,而且也能解决ought to be。


当然,现代科学也在发展,特别是量子力学的诞生,提供了新的科学视野,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薛定谔的猫,这些都告诉我们,所谓的确定性,只是人们在特定观察的那个时空所获得的特定确定性,而事物的原来本性,是开放的、高度不确定的


量子思维,将科学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可以与东方的佛教、道家思想接轨。只是现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科学观,还停留在经典物理学阶段,对量子科学了解甚少。或许,我们需要一场新的科学观革命,从确定性中解放出来,拥抱宇宙与人心的不确定性,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通过多元的确定性接近不确定的宇宙本体。


马克思说过一段名言:过去的哲学都是认识世界,但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前些年我去柏林的洪堡大学访问,大厅到二楼的阶梯,扑面悬挂的,就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最近我在研究与ChatGPT有关的问题,今天各种科学的发现,最后都是试图来证明人的无限能力,改造世界、甚至自我造人的能力。生命科学、基因编辑和改造技术,人工智能等等,整个有颠覆人类的趋势。不是吗?基因技术可以造一个肉身的人,人工智能可以造一个精神的人。人类成为自身的造物主,在技术上似乎已经完全可能了。


这样的事情想想都很激动,过去的科幻片一一兑现,正在成为现实。这种科学的魔力,我把它称为潘多拉魔盒中的精灵,一旦打开魔盒之后,这个精灵就再也收不回了。所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设置防护栏?或者用我们常用的一句话来说——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因为科学也是一种power。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是以知识呈现的,它本身就是一种power。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


近代以来有两种文化传统,一是科学的传统,一是人文的传统。科学传统显示了其强劲的动力。近代工业革命的掀起,引发了科学革命的发生,这种迭代式的发展直至今天。今天的人工智能革命可以说是一次千禧年式的革命,足以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媲美,具有跨世纪的颠覆性。


马斯克说,一种新的生命体正在诞生,人类这种碳基生物的存在意义,只是为启动硅基生物这种新的生命体。这个观点当然有争议。我们可以进一步想象,硅基生物缺乏碳基生物的肉身,但是它拥有超越人的理性能力、假如GPT的情感开关打开的话,它像人一样还会有情感,再加上模拟的眼睛、耳朵和手脚,GPT就会产生自我意识,甚至有选择能力和行动能力。


对此,我们究竟应该是欢呼呢,还是担忧?新人类的诞生,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能不能”、另一个是“该不该”?前者是科学的问题,后者是人文的问题。


从今天的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来说,前一个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但是“该不该”对硅基生物的放任发展,科学没法回答,只有人文才能回应。哈贝马斯在十多年前提到基因复制问题,他讲得很精彩,说是否容许基因复制这个技术,不是法律的问题,只能用宗教和哲学来思考。



宗教的理由是说只有上帝才能造人,人不能成为自身的造物主。尽管我们很多人不信上帝,但是按照近代的进化论,智人的诞生,是数万年自然进化的结果,不能违背自然的法则。如今科学的魔力和技术的魔力,人可以反自然、反天命、反上帝。不管怎么的“反法”,都是不符合宗教和哲学的基本理论预设的。无论对上帝、天命和自然——三者可能是同一个超越神圣之物,人都要有敬畏之心,否则人自以为是上帝,与自然对着干,最后可能会自毁人类。


哈贝马斯的第二个理由,从伦理角度来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偶然的,是自然的造化,因而意志是自由的。一旦个人的生命,无论是肉身还是思维,是被他人预先设计、制作的,那么就是不公平的,违背了人的自由意志。你这个人是被制造出来的,是被控制、被摆布的,现代人能够接受吗?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各大轴心文明,无论是古希腊文明还是中国文明,一直到近代的启蒙哲学,有一条文明的底线:人是万物之灵,人的生命尊严是至高无上。也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共识。尽管犹太教、基督教开始视神为中心,但到了近代世俗化以后,还是落到以人为中心。这是一条基本的人类文明底线。


《人类简史》的作者、以色列学者赫拉利问得好,他说,假如你要上一架飞机,设计飞机的工程师告诉你说这架飞机有20%的失事率,你还会上这架飞机吗?这是生命攸关的事啊。马斯克的星舰计划,也是假设当地球上的人类被其他生物统治的时候,那么就得“润”,到火星上建立一个新大陆,一个新的人类乌托邦。马斯克已经预感到人类自身造就的威胁。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奥本海默的困境。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在发明原子弹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原子弹会像在广岛、长崎爆炸那样,给人类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他后来有很大的忏悔,并成为美国反核的重要代表人物。用福柯的话说,奥本海默这些人属于“特殊知识分子”,即通晓知识背后权力秘密的专家——“手中掌握着能够支持国家或者反对国家、滋养生命或者毁坏生命的权力”。


科学技术是一种权力,这样的权力也是很隐蔽的,是包装在一套科学外衣里面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的人类同样面临奥本海默的困境。启蒙运动以后,人类太有能量、太有作为了,因为有科学和技术两张翅膀,人类觉得无所不能。科学和技术发展到今天,达到了新的巅峰。因此也就蕴含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危险。


不是说不要发展,而是任何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要有所限制,要防护栏,有关老虎的笼子。而最重要的,科学不是至上的,科学的进步要受到人文的制约,人文在科学之上。


我认为需要秉承这样一种信念,就是康德当年说的,人类要有敬畏之心:一是自然的宇宙法则,二是人内心中的道德令。


本文转载自领教工坊

作者:许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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