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隆 黄祥深 | 清代新疆书院研究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

王希隆 黄祥深

从唐代产生书院到乾隆统一新疆之后书院传到新疆，书院已经发展了一千多年。自从书院这种教育机构出现以来，书院教育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内地书院的蓬勃发展与塞外地区的静悄无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乾隆统一新疆之后，为了能够使边疆长治久安，谕令在新疆地区开设义学性质的书院。从此，书院这种在内地很流行的教育机构，终于在新疆出现。但是新疆书院教育的发展并不顺利，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都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其中原因本文将重点讨论。此外，新疆书院的称呼、数量等问题，也是需要厘清的。

义学与书院在内地是很容易区分的，义学以启蒙教学为主，是含有救助性质的教育机构。书院则是藏书读书、吟诗作文、学术交流、教学授受、讨论政治、研究著述等方面的教育机构。[1]但新疆的义学与书院并不容易区分。据笔者所知，有研究人员认为新疆的书院又称作义学。和瑛在《三州辑略》里把新疆的书院归入义学，[2]今人邓洪波也认为和瑛所记载的书院乃是义学性质的书院，[3]马文华则直接认为新疆书院称义学，“1723年，清廷命‘各省改生祠、书院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故书院常与义学混称”[4]。在此笔者想谈谈自己的认识，据《清实录》记载：

《清朝文献通考》载：

很显然马文华引用的史料来自《清朝文献通考》，但马氏可能误解了该文的意思，导致断句有了偏差。在第一段史料里，“生祠书院”共出现了三次，结合文意，笔者认为在生祠和书院之间断句是不合适的。从上两段史料可得，主要是当时地方官员贪图虚名，或下面的人为了讨好地方官员而私自建造生祠并冠以书院之名。祠堂与书院共存的历史很久远，但是这种祠堂是为了纪念名儒或对书院有贡献的当地乡绅或官员，何时变成“献媚”的行为不可得知。到雍正时，这种不正之风已经十分严重，雍正帝一即位就严令禁止。为了把这些“无用”生祠改为“有用”之所，雍正帝下令就地把生祠改为别用，或改为义学。原文的“或”字也说明，并不是把所有的生祠都改为义学，更不是把正规的书院也一同改为义学。邓先生把和瑛记载的书院归入义学，很显然是受和瑛的影响。和瑛把新疆新创立的书院归入义学，必定有他的道理。身为地方重臣的和瑛，曾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任乌鲁木齐都统，对新疆的书院应该说是十分了解的，他为何把书院归入义学呢？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具奏：“请于每城置房数间，各设义学一所，于民人内择其品行端方，文理通顺，堪以教读。”[7]这说明当时温福要在乌鲁木齐创办的学校形式不是书院而是义学，而当时创办的义学只是冠以书院之名而无书院之实，这些“书院”不具有内地书院的规模，也不具备内地书院的办学特色，所以和瑛把新疆的“书院”归入义学里，而不是因为雍正帝的谕令。新疆的书院与义学混称也可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由于这种特殊“书院”的存在，所以本文在叙述时称和瑛记载的“书院”为“义学书院”。

为了下文叙述方便，在此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就有关新疆书院制一表格如下：

注：乌鲁木齐书院是根据《清宣宗实录》，笔者加上了书院名，原书院名不详。道光十八年四月，道光皇帝知晓富呢扬阿建立书院一事，即下令停办，依此笔者认为这所书院应该止于道光十八年四月。

据笔者统计，历史上新疆出现过的书院有13所，除了短暂存在的智珠书院外，其他12所都持续了一段时间。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新疆书院的成立大多是在乾隆统一新疆后不久，即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具奏新疆地方兵民子弟教演技艺，因属要务，而讲习文理，亦当稍知文墨”。[20]应这个要求，新疆在统一之后不久，在乌鲁木齐周围建立了7所义学性质的书院，之后又陆续建立了几所，光绪年间可算是新疆书院发展史上的一次小高峰，但总体数量仍然很有限。

从上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上新疆书院主要分布在迪化州和镇西府，即属于陕甘总督管辖的区域。有清一代，新疆书院向西没有超过现今的玛纳斯县，书院为什么只分布在新疆的这些区域，而在玛纳斯以西和南疆都没有分布呢？早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哈密地区就已内附，哈密为西征孔道，来往此地的汉族和满族比较多。迪化和镇西比其他地方更早地归属于清政府，更早地设置如内地的府、厅、州、县，世人考取功名的意愿也比其他地方更加强烈，比较容易建立学校。而南疆地区受宗教因素的影响，对儒学不予以重视，也很难建立如内地的教学形式。更重要原因，实系统治者不重视在边陲发展教育。嘉庆八年（1803年）二月，给事中永祚、伊犁将军松筠先后上奏，[21]请求在伊犁设学和增设学额，都被嘉庆帝认为是“断不可行之事”。综合这两份上谕，嘉庆皇帝不准之理由有四：一是伊犁地处边陲，多系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游牧之地，迥非乌鲁木齐建立府厅州县、设有学额者可比；二是伊犁毗连外域，自当以娴习武备为重，若令其诵读汉文，势必荒疏艺勇，风气日趋于弱，于边防大有关碍；三是伊犁屯田民户，眷兵户口及流寓商贾，来去无常，亦未必尽能读书识字，又安能尽令通晓文义，倘伊犁地方增设学额，则吉林、黑龙江等处，烟户繁稠，不更当奏请设学；四是伊犁设立学额，则入学生童文字，必须派人阅看，向来迪化州等处试卷，系封寄陕甘学政衙门校阅，已觉路途纡远，若再将伊犁生童应试之卷一并解送，则长途往返更费周张，益难保无倩人顶替等弊。嘉庆皇帝驳斥永祚和松筠设学和增设学额的四条理由并非很充分。伊犁虽是游牧之地，但清统一新疆之后，尤其是清朝从内地招来汉民屯田，边民人数增加，定居的民人也随之增加，统治者应该更加重视当地边民的教化，以期能以文安边。伊犁地处极边，重视武备这是必然的，但“荒疏艺勇”与发展教育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训练艺勇是军队防卫边疆必须的步骤，发展教育则可以提高边民文化知识，知晓固边的重要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统治者把伊犁与吉林黑龙江作比较，以伊犁离迪化州较远，阅卷不方便为托词而不增设学额，应是没有道理和远见的。

道光以前，新疆只有初创时期的几所义学书院，新疆书院教育历经嘉庆、道光两朝几无发展，可见后续发展十分有限，除了上文所说的原因之外，统治者不准新疆地方官员在当地建立书院亦是重要原因。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道光帝发现乌鲁木齐都统富呢扬阿在乌鲁木齐建立书院，且没有上奏，此后乌鲁木齐提督、署理乌鲁木齐都统中福也没有详细奏报。事发后，道光帝把富呢扬阿和中福降二级留任。道光帝认为：

他认为乌鲁木齐都统应该：

道光帝不仅认为办理书院会导致武备废弛，是舍本逐末的行为，而且还认为新疆地方官员不分缓急，轻重失察，崇尚虚名。道光帝这种重武轻文的观念与嘉庆帝是一脉相承的。此事之后，道光帝严令：

统治者重武轻文的观念，直接导致了新疆书院在嘉庆、道光两朝毫无建树可言。统治者在伊犁重视武备，这在乾隆帝时已有反映。温福在奏请设立学校时，就请于“年老辞粮兵丁内，择其弓马娴熟者，每学拣送二名作为教习”[25]，说明当时统治者在新疆仍十分重视武备的训练，这在当时来说是需要的。但乾隆帝是把弓马之术设在义学书院里，显示了文武并重的迹象，也在乾隆时期新疆首次出现了书院教育。从上述史料我们可以看出，不是新疆地方官员不重视地方的文教事业，而是最高统治者对边疆形势估计出现失误。虽然在道光年间，新疆出现了张格尔、玉素甫之乱，但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与乾隆年间相比，只是统一战事的余波。新疆统一后，统治者应该从武力转向文治，以文治为主，武治为辅，这才是最佳治理政策。遗憾的是嘉庆帝和道光帝都没有乾隆帝的认识，他们没有意识到“膠庠定制，文武并登，取其文采风流，足以化嚣凌之习”[26]。以致新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书院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一直到左宗棠进军新疆，重新安定新疆之后，在处理善后事宜时才开始恢复新疆的文教事业。

新疆地区书院建立少的另一原因是书院办理不善。在清朝统一新疆之初，新疆社会对儒学知识的需求有限，考取功名的意识较为淡薄。新疆少数民族成分复杂，而且众多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受宗教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不能进入汉学校读书，若强制要求上学，则被视为沉重的负担。而书院的教学主要是以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著作为主，对儒学的排斥，直接导致了书院的学童来源十分有限。另外汉民族的学童进入书院学习主要是为了通过科举入仕，但是当时的新疆读书人若想通过这条途径入仕，难度巨大。在陕甘分闱之前，甘新的读书人需要到陕西参加科考，这对一般的读书人而言实属不易。在当时，读书人连参加科考的机会都不能实现，又如何有读书的动力呢？甘肃秦安巨子馥先生曾任博达书院讲习，他说：“诸生多意不在学，故授以河西精舍教法，能遵守者殊乏其人。”[27]新疆建省之后书院里的学童尚且如此，更何况陕甘分闱之前。

新疆书院办学经费之少在全国也属罕见。除了6所义学书院（呼图壁书院缺载）在《三州辑略》里有详细的膏火银记载之外，松峰书院也只是模糊的知道是以农银来支付的，[28]博达书院也只能得知是“筹款生息，以裕经费”[29]，桐华书院的经费不见记载。义学书院“其应需膏火，令各该处于附城空闲地区量其支用，拨给地亩，雇人耕种，每年所获粮石作为教习之费等”，“膏火地亩租银由该管地方官征收，按季交付。”[30]有地亩作为义学书院经费的保障，虽然比较拮据，但还算稳定。当然这些义学书院经费总数无法与其他地区的书院经费作比较。据邓洪波统计，道光四年（1824年），云南的碧晓书院有787两白银作为经费资助生徒参加会试，[31]这相当于新疆6所义学书院的两倍。由此可见，新疆书院办学经费非常拮据。书院常需延聘著名学者讲学，而新疆的饱学之士寥寥无几，若没有重金聘请是很少有内地学者愿意前往讲学的。重金聘请教习对新疆书院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新疆离内地有上千公里的路程，让众人心有畏途，不乐前往。

1.废员任教习。废员是被清政府以各种罪名革职后发遣边远艰苦地区“效力赎罪”的官员的总称，有时也称作官犯。[32]在乾隆统一新疆期间，就有废员开始在新疆效力，往新疆派遣废员一直延续到清末。

新疆统一后不久创立的义学书院，与内地书院在教习的任用上有明显的不同。新疆书院初创时，曾“选派效力当差文废员，每处一二名不等，前往教读，并有派武废员在各营教习弓箭”[33]。伊犁将军阿桂创办了桐华书院，以废员前天津长芦盐场大使徐世佐主桐华书院，之后废员纪昀也一同任事于桐华书院，徐与纪趣味相同，“唱和甚欢”[34]。又如废员前四川巴县县令陈执礼曾任迪化虎峰书院山长，之后废员前安徽六安知县杨逢源又代掌书院。[35]废员前四川筠连县知县王以中曾主教虎峰书院长达六年。[36]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建立的智珠书院，建成后虽没有得到批准而改为义学，但也以废员能文者掌故，具体人选尚未清楚。[37]

这些废员都是饱学之士，如徐世佐“幼颖悟，读书目数行下，雍正乙卯年中举，所作七律人多传诵，对古文词尤其擅长”[38]。杨逢源是乾隆甲戌年进士。[39]王以中是乾隆癸酉年举人，在知县任上就热衷于兴学，曾捐俸在筠连创腾川书院，[40]任用这些废员担任书院山长或教习并不是偶然的。新疆统一后不久，义学书院只能从“民人内择其品行端方，文理通顺，堪以教读者作为教习”[41]。说明当时教习十分缺乏，不说饱学之士，就是能读书识字的也不多，所以聘任书院教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废员中不乏举人、进士，以他们的学识任书院教习应是合格的，这比做苦差事更能在新疆效力。

乾隆之后，嘉庆、道光两朝都不准废员担任教习，不仅如此，还认为当地官员奏请废员担任教习是为了“邀恩”。如嘉庆八年（1803年），嘉庆帝在谕旨中指出：“派官犯生监充当教习，及效力赎罪之科甲出身废员充当主试，必系现在伊犁官犯中有伊亲友在内，故有此沽名取巧之奏，希冀为伊等邀恩地步耳。”[42]紧接着，松筠奏请“于废员内择有科甲出身者妥为教习”一事，也受到了嘉庆帝的申饬，理由也是怀疑松筠为“官犯邀恩”[43]。到了道光二年（1822年），道光帝在给理藩院尚书富俊的上谕中仍然认为“废员是充当苦差之员”，让废员“专司教读，所奏实属谬修之见……所奏断不可行”[44]。道光帝的批示虽然是针对东北地区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道光帝对废员效力的态度。废员大多是通过科举取得功名任职的，他们受过系统教育且成绩突出，基础坚实，其中一些只是因为工作上的失误而被发遣，在学问上是有成就的，如果最高统治者能够有效地利用他们的长处，废员能为新疆的教育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有特色的教学方式。新疆义学书院教学主要以四书五经为主，以读书识字为主要目的。但伊州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其他书院不同。哈密回王沙木胡索特出资在哈密老城西门外南大路边兴办伊州书院，书院学童主要学习汉文、满文和经文，除了讲授四书五经之外，书院内有满族官员教授满文，还有阿訇教经文，学校利用院内的礼拜寺，由阿訇领学生在早、中、晚做乃玛孜。[45]这种教学方式对于以儒学作为教学正宗的内地书院来说，在中国书院历史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伊州书院的教学形式是与地方实际相结合的特色办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个书院的教学形式为穆斯林儿童进入书院学习提供了良好的途径，比常规书院更能吸引穆斯林学童前来学习，遗憾的是当时没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新疆的义学书院创办于乾隆统一新疆后不久，满族重视弓马之术教学的传统依然没有改变，统治者对于统一后不久的新疆依然没有放松武艺的学习，这种文武兼授的“书院”在当时也是一大特色。

新疆的书院主要集中在新疆的东部，这是靠近内地的地区，而广大的西部和南疆书院寥寥可数。从所办的几所书院情况来看，其办学水平远未达到内地书院的水平，既没有广泛的学术交流和评议国家时政的条件，也没有丰富的藏书和博学之士到此定期讲学，更没有对当地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在乾隆统一新疆后不久设立的书院，到嘉庆年间，和瑛仍然把这些书院归入义学。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