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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创建改革理论的研究队伍

辛庄课堂 2022-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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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

缅怀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2021年6月27日下午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高尚全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

1984年春，体改委酝酿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当时的考虑是，鉴于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体改委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对改革中的理论问题做出回答。同时，还应该培养一批年轻人，准备将来接我们的班。一开始，赵紫阳不大同意在体改委下面办研究所。他认为，全国有很多的研究机构，要研究什么问题，可以把他们找来开会，没有必要再办一个研究所。但是，体改委坚持。4月，经过体改委的努力，赵紫阳原则同意在体改委下面办研究所，体改委党组就让我来抓这件事。
当时，我们在海里（即中南海）工字楼办公，调研组有李峻、李越果等一些人，我让他们做一些具体的筹备工作，分配组的朱利有时也过来帮忙。在筹备的过程中，由于田纪云曾经说过，研究所不要在中南海办公，李峻他们就搬到了中南海对面的养蜂夹道，在高干俱乐部游泳池的顶层办公。那个时候，我正在玉泉山参加三中文件的起草工作，还有调研组的工作，平时不怎么过去，主要是李峻他们在那儿弄。
大概是9月份，我让李峻和李越果搞了一个组建研究所的方案。这个时候，陆续调进来一些人，像姜斯栋、赵榆江、刘力群、张维迎，开始时大概就这几个人。调张维迎来，还有点儿波折。他当时是西北大学的研究生，我看到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为钱正名》。我觉得，这个青年人有想法，就想把他调来。当时，西北大学正在批判他的“为钱正名”，说他为投机倒把正名。我派李峻到西北大学去了解一下情况，认为张维迎的观点没有什么问题，就把他调过来了。姜斯栋是北大研究生毕业过来的，赵榆江是从外交协会调来的；徐景安当时在体改委规划组当处长，他是从委里调过来的。12月20日，体改委正式发了文件，宣布我当体改所所长，徐景安当副所长。这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就算正式成立了。

（供图：鲁利玲）

1985年初，体改所成立以后，需要人嘛，因此还在继续调人进来。像调刁新申来，就是我在海里跟她谈的话。在这之前，鲍彤通过李湘鲁找到陈一谘和王小强，和他们谈了办研究所的事情。这样，陈一谘和王小强就带着农村发展组一些人，像宋国青、白南风、杨冠三等到所里来了。同时，还有一些应届毕业的研究生，像张少杰、齐永贵他们也都来了。人多了，养蜂夹道的办公室挤不下了，体改所就搬到了陶然亭游泳池那个院。
体改所成立不久，就组织了一次很大的活动，即1985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调查。这次大调查是从2月开始的，一直到11月才结束。先后动员有关部委、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共计21个单位，参加调查的专业人员和在校研究生、进修生、大学生近400人。这次大调查，经过讨论方案、设计表格、试点调查、人员培训、全面调查、分组汇报、数据处理与材料分析、撰写报告等八个阶段，搜集整理的数据达1400万个，形成各类调查报告156篇，共计130余万字。
在这期间，5月份，我当了体改委的副主任。6月，陈一谘当了体改委委员。体改委党组就正式下文，免去我体改所所长的职务，任命陈一谘为所长。尽管我卸任了所长的职务，但在体改委党组分工中，仍然指派我分管体改所。体改所的重要活动，他们事先都要向我汇报，听取我的意见。
1986年5月，以体改所的名义，由我率团赴匈牙利、南斯拉夫进行考察。考察团的成员以中青年为主，除了体改所的人员外，还有当时中组部的副秘书长刘泽彭，国家体改委规划组副组长郑洪庆，北京市物价局的局长马凯。考察的重点是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匈、南两国面临的矛盾、问题、发展趋势和解决问题的方向，以期为1987年、1988年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提供借鉴经验。这次考察圆满完成了既定目标，受到国务院总理的高度重视，专门抽时间听取了我们的汇报。
从1986年到1987年初，体改所相继建立了宏观观测系统、企业追踪系统和社会调查系统。比较早地运用计算机处理技术，对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微观景气变化和社会舆情变化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判断，做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应该说，在80年代，这样的研究还是比较超前的，与传统的经济理论从经典到注释的研究有很大不同，可以针对经济运行和社会心理变化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为经济改革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活力。

体改所部分成员合影（供图：鲁利玲）

还有一件事，就是1989年4月召开的京丰会议。当时，体改所和全国青联要开改革10周年中青年理论研讨会。为了召开这个会，刘延东还到我办公室来谈过。开始的时候，我不大赞成开。因为在1988年底，体改委跟社科院、中宣部已经开过一次这样的会，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开一次。但体改所和全国青联的积极性都很高，我也就同意了。因此，这个会由我、刘延东和李援朝负责。我是作为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会长，刘延东代表全国青联，李援朝是团中央的。当时，把我们搞得很紧张。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物都参加了这个会，像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四通公司的曹思源，还有陈子明他们一些人。他们在会上搞了一些挂牌讨论会，争论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比较担心了。为了不让事态继续扩大，就让周其仁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把一些比较冒的言论降降温。
在培养改革理论队伍方面，除了搞研究所以外，国家体改委还与中央党校合作，举办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班。开班期间，我和体改委的一些同志都去讲课，传达中央的改革精神，介绍全国的改革形势和各地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每一期研究班结业时，国务院总理在中南海或者人民大会堂与学员进行座谈，因为总理兼体改委的主任嘛。仅在80年代，就先后办了9期，每期4个多月，为全国的体改系统培养了大批从事改革的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后来，人们说起这段往事，都戏称自己是黄埔几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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